王岐山与二月河对话反腐

正王岐山的知音2014年3月7日,王岐山参加了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河南代表团的审议。二月河回忆说,自己从历史角度谈了反腐倡廉的问题。当时,二月河对王岐山说:"《二十四史》我读完了。说实话,没有哪一个时期有我们今天的反腐力度,这恢复了老百姓对于党中央反腐倡廉的信心。我写的书里有雍正的反腐内容,我对历     

更多借用民族学人类学的视角去发掘史料

与世界各国相比,中国古代的历史文献是最为丰富的,最明显的标志是汉文的二十四史.但汉文历史文献记述的重点是中原地区的历史,边疆和少数民族史的研究却往往会遇到史料缺少或不够完整的困难,新疆史也是如此.我们在研究新疆几千年的历史时,有很多空白点、疑难点由于史料之缺乏而无法解决.于是以往在新疆史的撰写中,就出现了不少由于史料不足而众说纷纭的观点,甚至任意的揣测.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发掘更多的史料.     

二十四史修史思想的演变

二十四史纂修情况、纂修思想,均呈现"凡四变"的阶段性。纂修思想,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述往事,思来者",一变而为"续统"、"述德",断代为史;自"为在身之龟镜"再变而为"以史治心"求"至治",记事由"实录直书"转而为"专事褒贬";三变为"辨正统";四变而为"国灭史不灭"。     

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张元济——以古籍丛书编纂为例

张元济承天降之大任,投身商务印书馆60年,在总结前人汇刻经验的基础上,通过收书、藏书、整理出版古籍丛书,将丛书的广博气象和校印水平推向极致,成为近代丛书编纂的巨擘。他主持编纂的涵芬楼秘笈、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丛书集成初编、四库全书珍本初集、孤本元杂剧等七部丛书如北斗七星,在中华文化的灿烂星空中熠熠发光。     

中国功臣避祸之术

在臣下与君主的关系中，有功之臣最为难处。纵观二十四史．大凡开国元勋、有功大臣，很少有能保其爵禄而终其天年的，其结局大都不妙。大多数君主都是“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安乐”。当他们打江山、争夺统治权力时，尽可能优待臣下，用高官厚禄加赏于谋臣武将。     

历史的真相在暗处

按照我的经验,会读书的人,一般不是呆子。尤其是,会读历史书的人,更不是呆子。面对厚厚的《二十四史》,你会发现,修史的人中,有汉人,也有少数民族。有遗老遗少,也有朝廷的顶梁柱和马屁精。有时候我想,单单把这些人的命运写一遍,就是一部缩微版的《二十四史》了。那么,这批人笔下的乱臣贼子与帝王将相,究竟有多少没有被美化过、扭曲过？     

我的学术

学术二字是非常神圣的。中国古代的学术必须是童子功．研究透小学。把十三经弄得滚瓜烂熟,有编古代词典和类书的本领。仅就我们小时候背诵了一点唐宋诗文的人是无权登堂入室的。虽然30岁以前读了不少古书,均是不求甚解,从量上说远不如我的农民兄弟王与渫,他基本上把二十四史过了一遍。我后来则把视线转向西方,如痴如醉地读西方经典．可是我不懂外文,注定了无法深入,仅学得了一点皮毛,所以我的学术注定了是三脚猫的功夫。     

重审《文渊阁四库全书》中“二十四史”之价值

清代乾隆初年,刊行武英殿本"二十二史";之后,四库馆开,又在"二十二史"的基础上增加了《旧唐书》和《旧五代史》,首次形成对中国历史传承意义极大、流传极广的"二十四史"。《文渊阁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中的"二十二史"所据版本,虽均标示为"内府刻本"即武英殿本,但不是照录照抄,而是作了不同程度的精心整理和修订。其中特别是《辽史》,馆臣校以当时尚存的《永乐大典》,写成大量有价值的"考证"。对于其考证成果,当代学者并未给予充分重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中的《明史》,为乾隆四十年后改订、增修之定本,民国年间,傅斯年建议张元济据以编入"百衲本二十四史",但因经费太昂未果。新中国成立后,在点校整理"二十四史"时,对于《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除了《旧五代史》以1921年南昌熊氏影印《四库全书》本为底本外,几乎没有加以利用,《辽史》等所用的也是不同于早期殿本的"道光殿本",实为据库本重刻本,是一种被动的使用。     

国学之伟大与腐朽

不知何时起,国学再度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词语。从中小学的"复兴国学"热,到央视的论语讲座,均可见一斑。说到"国学",这话题未免太大了些,非我等所可尽知、所可驾驭。然而从小也算深受传统文章诗词熏陶,由小学时代蔡东藩的二十四史通俗演义起步,继而多方涉猎,一度是传统文化的铁杆粉丝,直到日后触及西方文化的一些皮毛,在"震惊"之余,才忍不住重新审     

与人民一道永生——纪念毛泽东同志

参加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暨《毛泽东读书十法》《毛泽东是怎样读二十四史的》《忧患百姓忧患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出版座谈会，深感用这种特殊办式纪念、思念和怀念毛泽东同志，有着特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