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房易学的阴阳五行说

京房在两汉易学史占有着重要地位。从某种程度上说，汉代象数易学是由京房奠定的。京房之所以能够对两汉易学产生如此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其把阴阳五行思想引入到《周易》中，使得《周易》变为以阴阳五行思想为基础的象数易学。京房的八宫说、飞伏说、纳甲说、纳支说等思想无不与阴阳五行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探讨京房易学的阴阳五行思想对于认识京房易学乃至两汉经学都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京房之所以在阴阳五行思想基础上建立一套八宫卦为基础的象数学说，并不主要是为了易学建构，而是为了政治上的运用，这与后世以占测个人吉凶为目的的术数之学有着本质不同。这也是京房易学在当时被立为官学的原因所在。     

汉代象数易学伦理方法论要

两汉象数易学的伦理目的和义理易学是一致的.从孟喜到京房,其伦理方法论变得理性化,京房易学构筑了一个天人合一的象数系统;《易纬》将数理抬到新的高度,本身也陷入象数的神学目的论;从荀爽到虞翻,展现了新的象数体系,其伦理方法论更加圆熟,象数也开始变得繁琐.两汉象数伦理方法论基本上遵循了天人互证的学理思路.     

西汉《周易》经学的阴阳灾异化转向

西汉《周易》经学经孟喜、焦延寿、京房等人的努力,发生了阴阳灾异化的转向。这一转向肇端于宣帝时的魏相、孟喜,至元帝朝京氏《易》立于学官,始成就经学的地位。而之前立于学官的孟喜《易》仍然保持汉初儒门易学的宗旨,与京房假托的孟京之学并存。京氏《易》的官方化,得益于彼时阴阳灾异说的盛行。同时,它又反过来改变了西汉《周易》经学的格局,造成了《易》与律历之学的杂糅,导致《易》在五经之中地位的提升,最终经刘歆等人的努力而推出《易》为五经之原的新观念。     

论京房的受重用及其考功课吏法

汉代经学是儒家经学的确立阶段,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给儒学发展拓展了充分的空间。汉元帝时,重用经学之士,注重人才的德行道艺和学术水平,使大批儒生涌入政界,京房就是这样背景下,加上长于占卦,受到元帝的赏识,进而受到重用。这时,京房提出了考功课吏法,该办法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京房易学灾异论哲学解蕴

在汉代儒生"推阴阳言灾异"的学术风气下,京房把灾异论引入《周易》做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继承、发展孟喜、焦赣以《周易》象数占验灾异的思路,建构了复杂精致的八宫象数体系作为灾异占验的工具;二是不再局限于汉初以训诂《周易》经文为中心的学风,而是借助经文诠释将《周易》与灾异紧密联系在一起。京房建构的易学灾异论在理论路径上不同于董仲舒的《春秋》灾异论,前者遵循的是本天立人模式,后者遵循的是以古准今模式。京房的易学灾异论特别发展了救灾的理论,着眼于以儒家仁义礼乐等价值规范衡定君主行为的正当性,极大地发扬了《易传》的人文忧患精神。     

论王符对京房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王符《潜夫论》中《赞学》《贤难》《考绩》篇都提到京房,王符在洛阳游学期间所师从者应为京房的再传或三传弟子,尊京房为"先师"。王符对京氏《易》的学习,重在其利用《易》的阴阳灾异揭露弊政、讽谏君主的方法,关于京氏《易》的具体内容似关注不多。王符对京房提出的考功课吏法最为推崇,《考绩》《三式》《实贡》等篇中所论述的"考功"思想就是对京房"考功课吏法"的具体阐释和理论升华。联系二人所处的时代,王符在考功课吏、改革吏治、选贤授能、尊君重令、严明赏罚等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论述,明显是对京房有关论述的继承和发展。王符和京房的政治思想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京房之学与京房之死

从京房之死与京房之学的关系看，汉代京房易学这类学术确有通过神权强化先秦儒家所讲的。道”的权威以约束君权的意义。先秦儒家学术与汉代京房这类学术同样将“道”置于君权之上，同样与君权有矛盾的一面，但两者的历史命运却又不同。这表明汉人这类学术的衰落是有其自身内在原因的。     

疑隔八生律释京房纳支

隔八生律法常被学者用来诠释京房八卦六爻纳支。但是,该法既不能完全说明纳支的终始点,也与纳支的阴阳顺逆之序相异。隔八生律是借十二地支来表律吕的质差,京房八卦六爻纳支却是假支而用五行。隔八生律法似难以真正揭示京氏干支易学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