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先行调解制度的构建——以强制调解为切入点

新《民事诉讼法》专章规定了民事调解制度,而且"专条"规定了现行调解制度,在有效地与《人民调解法》相衔接的同时,也标志着我国在立法衔接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然而这种原则性的规定相对来说比较抽象、概括,不具备实践可操作性.文章界定了先行调解制度的内涵、指明该制度的立法缺陷,并基于此提出了我国现行调解制度的完善构想.     

论信托关系的法律拟制

拟制信托是将不满足信托成立形式要件的法律关系拟制为信托关系。拟制信托法律技术在我国已经被运用于司法实践和学理分析中，但其本身并未获得足够关注。现代财产管理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外观权利人与实际权利人不一致的情形不时出现，为保护实际权利人的利益，满足社会生活需要，有必要通过信托的拟制供给规则，以弥补依据法律形式适用之规则的不足。我国信托拟制应从司法拟制上升为立法拟制，拟制的内容应为意思拟制而非事实拟制。在规范设计层面，拟制信托的要件可分为拟制要件和一般要件。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落实干部选拔任用条例 做好新时期组织人事工作

干部队伍,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组织的整体形象。作为承上启下的关键点,它决定了这个组织的政令是否畅通,运转是否高效,制定的计划能否得到执行,总体的目标能否得以实现。如何落实《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打造出一支廉洁高效、勇于担当、善于创新的新时期干部队伍,我们的组织人事部门需要履行好自身的职能。     

论我国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以行政性限制竞争的消解为视角

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源于法律固有的缺陷或漏洞.我国司法性立法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也不例外,但其特殊性在于以统一解释的形式适用于所有法院的所有同类案件.在我国法制不健全、行政权主导、行政性限制竞争阻碍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时期,司法解释的立法功能得到彰显.<合同法>和<行政诉讼法>的两个司法解释条款,即揭示或说明了司法解释在我国法律体制中应有的立法功能,及其对抽象和具体行政行为限制竞争的消解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