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疏证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非常重要,但此章历来难解,而前两句尤为难解。难解的根源,在于段落独立、词义不明。"故"、"利"二字,众说纷纭,前贤注解已多不同,近人又援引郭店楚简等新材料来解释"故"、"利"二字,遂使文意更为繁复不清。本文联系孟子的"人性论"思想,取用《孟子》材料,以《孟子》证《孟子》,证明"故"字在此应解释为"已然之迹"。在此基础上,探讨孟子思想中"人性论"、"智者穿凿"、"禹之行水"之间的关系,提出笔者对本章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汉唐荀学的嬗变及其特点

本文以两汉至唐代为研究区间,考察荀学的嬗变结构及其发展特点。两汉时期,汉儒重视荀子礼论等外王学,并对荀子人性论大多采取包容态度。魏晋至隋朝,荀子地位总体上仍受重视与肯定,这一时期的儒者继承荀子的重礼思想,但在人性论方面则对荀子有较多贬损。唐代荀学存在着尊荀与贬荀两种路向,尊荀派势力在荀学的一些重要领域都与贬荀派有着交锋,彼此的影响不分轩轾。     

《贞观政要》官德保障机制论要

《贞观政要》继承和发展了儒学政治哲学的人性理论。其官德保障机制体现在内修与外治两个方面,一则从非制度的内在层面强调官吏通过思、慎和学的途径修身养德,二则从制度的外在层面加强旨在预防、考课与奖惩官员的吏治建设。体现自律与他律、儒学政治哲学与法家政治理念的统一,完善了中国传统政治外儒内法的基本模式。     

“究天人之际”——中国史学“宇宙本体论”的失落及其现代重构

上古时代"巫史同源",天人相与的大主题,即是史家的份内事;本体论上的探讨,虽朴拙,但坚守之。文字盛世后,一是史以文存,"文史不分";二是经学独尊,史附于经。受此两股变动之冲击,史学日渐把守不住本体论上的向度——先是让"天人之事"陷入汉唐谶纬神学之股掌,后又转手令其沦为宋明理学之专利。迄至近世,史学"科学化"急流勇进,但偏好"阶级关系"之时代倾向,又让史学诸家讳言天人。相反,受近现代"人本主义"激变的史学思潮,重人轻天,终让"天人和合"之史学本体论传统,卒成绝响。故此,21世纪的"大众化"史学,基于"人性论"层面上的已有成就,重建宇宙本体论,它既要引入科学的"天命观",和合天人;又要培育起基层民众的公共意识,推进公共历史学的现代发展;更要"送史下乡",启蒙乡村,合理改写中国民间的知识体系。     

《中庸》修养论之人性论拷问

《中庸》修养工夫有其人性论的基础,对于这一问题,本文从人生修养的必要性与可能性、修养方法的合理性加以梳理与探讨,并且指出,就先秦儒家阐释的重心来说,经历了一个由孔子偏重修养工夫到盂荀注重人性探讨的转向,而《中庸》在这种转向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湖湘学的哲学基础

宋明理学在北宋初创立,湖南道州人周敦颐的“太极说”奠定了它的哲学思想基础。后经程颐、程颢及其弟子的传播和发扬,方开始兴盛。理学再传入湖南则是二程的高足弟子,诸如胡安国、胡宏、张等完成的。黄宗羲、全祖望在《宋元学案·武夷学案》中称这一地域性理学派系为“湖湘学派”,王运则干脆称为“潭学”,即湘潭学派。胡安国、胡宏的理学思想是建立在“性本体论”的基础上的,“性本体论”建构了湖湘学整个理论思想体系。诸如性的善与恶,天理与人欲,道与物的关系等问题,就是建构在“性本体论”基础之上。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是宇宙观问题。茫茫…     

金岳霖与冯友兰人性论思想的比较研究

金岳霖与冯友兰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他们以新实在论和逻辑分析法为工具,通过重释理气、性情、理势、命运以及无极而太极等传统理学概念,建立了以理气观、性情观、法则论和天人关系论为基本框架的本体论哲学体系.人性论思想是金岳霖与冯友兰性情观的核心内容之一,也是判断两人学派归属及探析两人如何改造传统人性论的重要依据.就两人的人性论而言,他们均坚持性善论的价值取向,承认人欲存在的合理性,主张只有通过道德修养才能达到理想的人性.     

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

孟子言人性善,对"性"与"善"缺乏确定性,故后世对孟子性善论就出现了不同的理解并引发争辩。究其原因是孟子人性论具有内在矛盾:孟子不分人的本然之性与社会属性,混淆人性本善与人性可善,人是否固有"四端"前后矛盾,以人兽对比证明人性善,不合逻辑。     

学说互摄与学风互镜——兼评释契嵩人性论观照下的宋儒学风及其后世影响

北宋以来,儒释道三教学说互摄,构成了中国传统学术研究的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这一传统在释契嵩人性论研究上表现尤甚。释契嵩作为云门宗弟子,在继承禅宗人性论基础上,摄取了儒家人性理论中的合理因素,在理论上既有继承,更有批判创新,显现了理论借鉴的优势,从研究学风上印证了三教互摄传统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在唐末宋初排佛声浪高涨之际,释契嵩的研究方法看似势屈,实际上他正是用这种委婉曲折的方式表明自己的开放姿态:不必儒,不必释;不必僧,不必俗。这也印证了儒释道三教互斥的不可取性,也使后来儒者不得不重新审视佛教,甚至许多宋代大儒出入佛老之间,兼采众家之长,宋儒谈佛论禅、三教交融互摄之风气得以开启,宋明理学之学风也得以催生,如张载、朱熹、王阳明等一代宋儒学人也在此学风根基上谈古论今、修行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