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T＋0回转交易不可行

随着中国资本市场的迅猛发展，最近几年“两会”期间关于资本市场的提案也多了起来，这说明其受到重视与关注的程度越来越高，今年亦同样如此。比如有建言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也有提案建议废止保荐代表人制度的等等。在诸多提案中，全国政协委员、中央财经大学贺强教授《关于建议中国股市恢复T＋0交易的提案》无疑非常吸引市场的“眼球”。     

论我国代表人诉讼制度的不足与完善

近年来，针对因产品责任、消费者权益受损等原因引起的群体性纠纷案件频发的现象，代表人诉讼制度越来越呈现出它的重要性。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代表人诉讼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还缺乏可行性，也存在一些制度上的缺陷，需要采取有力措施加以完善。     

代表人诉讼制度：分析与评价

自代表人诉讼制度建立以来,各学者对该制度的评价褒贬不一,其中最热烈的争议点莫过于该制度的使用价值是否过于低下,以及是否需要将代表人诉讼制度予以废除而引进美国的集团诉讼。虽然法律文本对代表人诉讼制度的相关规定稍显简略,但从总体而言,该制度是较为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处理群体纠纷的方式。本文希望从代表人诉讼制度的性质界定入手,分析其与美国集团诉讼以及日本选定当事人制度之间存在的区别,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该制度存在的缺陷与实践困境,对其作出较为理性的整体分析,并尝试作出合理的完善建议。     

简便易行的足反射疗法

足反射疗法是一种简便易行的自我保健方法,是不使用化学合成药物、不造成开放性创伤的自然疗法。《足部反射区养生健康法》课程旨在通过讲解人体各脏腑器官在足部对应反射区的相应位置,运用不同手法去刺激、调节人体各部分的机能,达到提高社区居民身体素质的目的。该课程获得上海市2011-2012年度社区教育特色课程一等奖。《足部反射区养生健康法》的教学内容共为四单元。第一单元讲足反射疗法特征;第二单元讲足     

论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环境的公共性和检察权的公益性决定了检察机关有义务介入环境公益诉讼。关于检察机关在环境公益诉讼中的法律地位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只以一种身份出现的观点是片面的,环境公益诉讼的多样性决定了检察机关介入环境公益诉讼法律地位的多样性。在环境公益诉讼中检察机关的恰当角色是,根据案件的类型不同,分别以支持起诉人身份、准原告人身份、公益代表人身份出现,角色混乱将会造成事与愿违的效果。     

我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构建

证券侵权行为的损害后果具有“小额多数”的特征,我国现行的单独诉讼、共同诉讼由于其自身的局限性而无法适应此类群体纠纷中保护分散性利益、制裁群体性侵害、为公众提供有效救济途径的需要,因此有必要建立专门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借鉴美国证券集团诉讼制度的经验,改变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机制,是现阶段的可行之选。     

论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的适格当事人

按照民事诉讼法"原告必须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环境侵权民事诉讼的适格原告包括行政机关、企业法人、农村集体组织及公民等类型,其中普通民众作为原告容易形成群体性共同诉讼,并对我国的代表人诉讼制度提出迫切需求,而一般民众的惧诉现实也急需环保机关及环保民间组织等单位予以支持起诉,现实更需要立法赋予更多的民事主体能成为环境侵权诉讼的适格原告。对环境侵权诉讼适格被告应根据不同的共同环境侵权类型及相应的责任承担方式予以认定,并对原告的选择被告处分权作出适当干预。     

论合理功利意识的界定

一、合理功利意识与功利主义1.功利主义的基本内容功利主义思想的主要代表人是英国的边沁和约翰·穆勒。边沁在1768年对牛津大学的访问中首次提出功利原则,即“每个人的行为所遵循的道德规则应该为每一个有关者带来最大的好处或幸福。”后来又在其著作《道德与立法原理绪论》一书中提出“当我们对于一个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看该行为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幸福。”而所谓幸福就是获得利益和快乐,这条功利原则也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或最大福利原则。简单地说,边沁的功利主义是“从人性出发,凡是能减轻痛苦,增加快乐的,在道德上就是善,…     

观点速读

李源潮:县委书记要当好党在当地形象的代表人3月1日,第一期县委书记任职培训班在中央党校开班,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为培训班作专题报告,要求新任县委书记当好党在当地形象的具体代表人。     

论公民诉讼私人原告的代表能力——以“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为例

作为美国环境公益诉讼“诉讼资格”问题上最经典的判例，“塞拉俱乐部诉莫顿案”引发了关于在公民诉讼中“诉讼资格”问题的讨论。鉴于“事实上的损害”及“美学和环境福利”上的损害，公民个人或其团体得以扮演“私人检察官”、“私方司法部长”的角色，对环境违法者提起“公诉”，成为环境资源法律的特殊执法主体。虽然这有助于扩大司法救济的范围，但同时也使我们面临着多种社会公共利益的冲突和选择、私人原告代表能力有限、纠纷解决成本过高等诸多问题。在无法有效解决这些问题的情况下，建立在公益诉讼模式基础之上的公民诉讼难以成为保障环境法有效运行的基本的司法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