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比较—现代新儒家“体用观”内核之思考

现代新儒家是指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为接续儒家学说道统、回应西方文化挑战而产生的东方文化意识流派。其代表人物在科学与民主强烈冲击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浪潮下，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文化进行了比较研究，并做出了独特而又深邃的诠释，形成了自成体系的“体用观”。这种“体用观”因其明显失衡而多遭非难，但亦因其丰富而瑰丽的人文思致而倍受学界瞩目。     

论戴震文字学体用观的创新意义及影响

自汉代"六书"问题提出至今,语言研究者大多围绕"六书"为造字方法做了不懈的探讨,但分歧也多.通过对古代语文学语境中文字、音韵、训诂三位一体的考察,并结合戴震"六书"文字体用观的推阐与运用.对"四体二用"问题再做历史解读,以突出戴震文字学理论的深远影响及其对今天语言学的启示意义.     

刘勰通变观及其生成语境

“通变”观是在前代资源的基础上、时代风气的契机中产生的,并非刘勰的创见。刘勰谈的“通”,是通晓“体”的意思;“变”是指具体作品的变化,谈的是“用”的多样化问题。以“体用”关系来解释,并不是说“通变”完全等于“体用”。“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是刘勰通变观的一大创见,由此通变观不仅是文学发展观以及创作方法的问题,更延展到个人才、气等层面。      

中国歌剧文化发展路向的学术思考

中国歌剧作为艺术舶来品,须立足于本民族的人生经验和社会生活,充分利用本民族的音乐资源和文化基础,探索并创造出适合本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和审美风范。随着各地歌剧院建设热的兴起,中国歌剧的硬件建设已经取得了突出的成就,但软件建设严重滞后,体现在歌剧文学原创力的不足,以及在探索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方面的艺术追求力的衰退,这成为中国歌剧文化发展的一种瓶颈。必须确立以艺术文学自创为本位,以本民族的歌剧艺术为本位的原则,将西方歌剧的文学艺术都定位在为我所用的意义上进行开发和借鉴,这才是中国歌剧文化发展的正确路向。     

“原道”观与中国文论的生成特征

“原道”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的既定事实。以《淮南子·原道训》、刘勰《文心雕龙·原道》、韩愈《原道》、章学诚《文史通义·原道》四篇为主而联系思想史探讨古人的原道观,考察这种体用思辨影响中国文论的生成,在系统建构上存在着体用本末的思辨执着,在具体的言说方式上体现为以言求意的本体论旨归、以物证道的体悟式批评、始琢终朴的相悖性达成三方面的特征。结合《原道》作品的存在形态可以观察到中国文论的“潜体系”特征：在理论上体用兼顾保证上下圆融无滞,在操作层面上则警戒于坐论玄虚遂使以用为主,这联系于文论在理论和实践上不可分离;在本体论范畴、体用性范畴、功用性范畴三者间总呈现出以用为主、以体统用的表达特征;在具体的论述方式上则呈现为用归于体、预期于与智者对话而求得“秘响旁通”的言说机制。     

论王安石援道入儒的思想体系

王安石援道入儒思想体系,表现在体用合一、本末兼备的道论,无善无恶、性情合一的性论,万物废兴、自外在我的命论三个方面。王安石的儒学思想体系达到了当时理论思维的新高度。     

郑观应"道器"、"体用"论及其评价

郑观应"道器"与"体用"论属于两组不同概念,两者异同并存.其中,"道"的范围要比"体"的范围广,"体"主要指政教制度,而"道"除了政教制度,还包括伦理道德."器"和"用"则相同,指持艺.郑观应"道器"、"体用"论与张之洞"中体西用"论的差别,在于两人对西方宪政等根本制度认知不同.郑观应思想有其时代局限性,但是其最大的历史价值在于启蒙.     

中国古代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

本文在梳理古代学者对诗歌体用的几种主要认识之基础上,考察了诗歌在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的体用现象,首次探讨了说唱文学与戏曲文学中诗歌为用的文体意义,分析了诗歌为用对于构成一种新文体的独特功能和优势,即可歌可诵的韵文性质、丰富多样的体式及其自由灵活的配置方式、多重并用的表现手法、取之不尽的资源宝藏.     

探析元代理学家许衡的文学观点

许衡的文学观点主要散见在他的"语录"、"书状"及"鲁斋心法"中。他以"体用"一词论述文学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主张"不期文而文"的创作观,认为文与德、文与理、文与行要相统一;他概括出的"文质循环"规律,是对中国文学发展过程中文质关系较为准确客观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