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文坛的雅俗双栖现象

元代文坛在雅俗分流的同时,还出现了这样一批作家,他们既从事诗文词赋等传统雅文学创作,又从事戏曲(杂剧或散曲)、小说等新兴的俗文学创作,身兼雅俗,即雅俗双栖的作家。从雅俗双栖作家队伍状况来看呈现出持续时间长,流布区域广,涉及文体兼擅多元等特点。从雅俗不同文体之间关系看表现有二:其一,文体各用、泾渭分明。这类雅俗双栖作家,由于文学观念等因素影响,他们的雅俗创作,无论内容还是风格上都严守各体、泾渭分明,诗文饱含忧国忧民的社会关切,但散曲却是另一番活泼的市井民俗、男女情爱;其二,文体互用、雅俗融通,雅俗文学虽然各有自己的特色,但并非互不关联、各行其路,更多的是雅俗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融通比如雅俗各体语言相互借鉴、同一题材运用不同的文体表达等。双栖现象形成原因主要有元人雅俗文学观念的趋同性和雅俗文人之间的交往等方面。总之,元代文坛客观存在着作家的雅俗双栖现象,雅俗各体的创作并非彼此割裂,而是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和融通。用"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或单一文体的视角去认识元代文坛,对元代文人的认识难免会出现诸多误读,关注雅俗双栖现象,有助于我们对元代文人及元代文坛有一个新的客观的认识。     

郑振铎与中国俗文学理论体系的创建

从学科建设和观念成熟的进程来看,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中所展现出来的俗文学理论的成熟和体系的完整,明显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史》、王显恩《中国民间文艺》、洪亮《中国民俗文学史略》和陈光尧《中国民众文艺论》等著作的影响。在从"民间文学视野里的俗文学"走向"俗文学视野里的民间文学"转变中,他们扮演了先行者的角色。     

民族化大众化的有效实践：延安文艺对俗文学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20世纪40年代,延安文艺领域出现了学习借鉴俗文学资源的思潮。延安解放区的作家、艺术家对俗文学资源进行了利用与改造,学习借鉴了民间性艺术,从而创作出一大批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富有时代感和民族特色的优秀作品。延安文艺对俗文学资源的利用改造是20世纪30—40年代关于民族化大众化理论探讨在延安解放区的具体实践,这种实际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论"五四”前后文学本质问题探讨的价值与意义

"五四”前后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深深地烙刻着"五四”文学革命的印记,并对20世纪文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和文学研究产生了至为深远的影响.站在21世纪的今天,对这一时期关于文学本质问题的探讨进行一番回顾,无论是对于总结上个世纪文学研究的历史,还是为21世纪的文学研究提供资鉴,都应该说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     

气韵消解质疑

着重从元气自然论及其对美学、文学影响的角度论述气和韵的关系,气和韵两者相互依存,气韵一体,不可分割。它既存在于以诗歌为主的唐代文学作品中,也存在于宋代及以后的词、戏曲、小说等俗文学中,构成了一切文学作品的灵魂和生命。     

柳词：生命诗学的另类话语——文学史潜流研究之一

批风抹月的真性情是柳永词的内在生命力。柳词选择俗文学话语为其表达方式，如“裸体语言”、线式叙事语言等，丰富、提高了文学叙事的表现力。柳永游离于传统的“情志”边缘，促成宋人诗词“志”与“情”的分工。     

宋辽金俗文学交流若干事实的文学史意义

《蓬蓬花》、《异国朝》、《四国朝》、《六国朝》、《蛮牌序》等辽代歌曲流行于北宋末的汴京,它们是宋辽俗文学交流的缩影。宋辽俗文学交流的历史可溯源于契丹与五代的文学交流。辽代俗文学的发展,为北曲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宋金俗文学交流始于金灭北宋。金院本在吸收、改造了宋杂剧的艺术成分后,最后发展成元杂剧;而宋杂剧在南方的发展则是融入南戏或自然消亡。因此,元曲和元杂剧的形成,本质上是宋辽、宋金之间俗文学交流的结果。     

郑振铎俗文学研究的民间意识

在20世纪初逐步建立的民间文学和俗文学研究，其发展不但为学术界带来一门新学科，同时见证了时代思潮的起伏。郑振铎是胡适、周作人、刘半农之后极为重要的一位俗文学研究者，大半生贡献于有关材料的搜集、整理，其《中国俗文学史》更标志着这门学科的建立。此书不单单是一部学术专著，而且充满时代思潮的痕迹，构成了它的独特风貌。今天，我们仍然能够透过它，窥见胡适、周作人等前辈关注民间文学、俗文学的用心；也能隐约听见三十年代一些论争的回声，还有著者个人的学养和审美观、强烈的爱国情怀，凡此种种，都影响郑振铎在写史过程中的取舍与褒贬，既推动他在俗文学研究上作出重大贡献。也制约他作为俗文学史家的识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