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生与保皇——试论维新派流亡者的外交活动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被迫出走海外,以维新派流亡者的政治角色继续活动。在引渡维新派流亡者的问题上,清政府和英、日等国政府发生外交纠纷。维新派流亡者在英日朝野展开游说活动,争取英国和日本对保皇活动的支持。维新派流亡者的涉外活动加剧了清政府与英日两国的矛盾,在客观上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促成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序。可以说,维新派流亡者对清政府的外交孤立活动与清政府在义和团战争中的外交严重失序有着不可分离的因果链条。     

求生与保皇——试论维新派流亡者的外交活动

1898年9月,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被迫出走海外,以维新派流亡者的政治角色继续活动。在引渡维新派流亡者的问题上,清政府和英、日等国政府发生外交纠纷。维新派流亡者在英日朝野展开游说活动,争取英国和日本对保皇活动的支持。维新派流亡者的涉外活动加剧了清政府与英日两国的矛盾,在客观上进一步孤立了清政府,促成了清政府外交政策的失序。可以说,维新派流亡者对清政府的外交孤立活动与清政府在义和团战争中的外交严重失序有着不可分离的因果链条。     

黄兴的保皇与革命

黄兴谱名黄仁牧,学名黄轸,字岳生,号杞园、廑午,又写作竞武、堇坞、堇午、庆午、琴五、近午等,后改号为克强。1874年10月25日(清同治十三年九月十六日)出生于湖南省善化县龙喜乡(今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黄兴镇)杨坨村凉塘。1912年10月28日,因为从事革命活动而背井离乡达八年之久的黄兴,从武汉乘船返回湖南,船过洞庭湖岳阳楼时赋诗一首:"借得唐人诗一句,洞庭秋水远连天。中流自有擎天柱,明月多情照客船。"与中流     

“民权兴则国权立”：梁启超称颂《民约论》本意考

在惯常认识中，卢梭《民约论》恒被视为宣扬革命的学说，学界对梁启超在清末时期相关言论的解读，亦颇受此观念影响，与其本意不无偏离。以梁氏当时政论为参照，可知其对《民约论》之称颂，实则不以革命为指归。梁对卢梭学说的推崇，更多乃是基于国家意识，欲借民权论以警醒国人，促其养成权责意识，完善国民素养，以为构筑现代国家之根基。解析此案，有助于思考近代西学东渐的多重面相，呈现其在本国思想界的不同投影，揭示其间“西为中用”的层面，避免过多“想当然耳”的论断。     

康有为保皇思想探源

康有为集新旧思想于一身,对中国政治前途的分析是他一生坚持保皇的思想基础.而传统的伦理道德、思维方式则是其保皇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支柱,特别是光绪皇帝的知遇之恩,是康有为戊戌以后政治思想活动轨迹的巨大推动力.     

拥抱革命也不容易——唐璆一生对革命之迎拒

生于1874年的唐璆,青年时代起就关心国事,并在世纪之交一度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06年左右,唐?在湖南谋划过一次武装起义,但未能成功,之后逃脱到日本。日本是革命派的大本营之一,按常理,作为一个革命者,唐?应该会从此结束单干的局面,投入到组织中去才对。然实际情况却相反,他在日本加入了主张立宪的政闻社,1908年,还跑到新加坡,与革命派进行论战。在那之后,唐?再也没有回到革命的阵营,即使到了革命成功、共和告成之后,也是如此。唐?的经历表明,在辛亥革命前后,爱国志士对待革命的态度其实有复杂的一面。在革命未成之前,有志救国者未必都坚持革命,在革命既成之后,也不是所有忧国者都认可革命既成之局。     

论维新派“保救光绪”的目的

维新派保皇的实质目的既非报恩，更非护满，而是维护自身根本的政治利益。起初欲坚决反击慈禧后党集团的政变，通过使光绪复位而重建维新运动的业绩，继续推进中国自上而下的改革。继而突破“君权变法”政治模式的束缚，决意推翻慈禧后党集团掌权的清朝政府，建立一个完全由维新派主持的新政权。最后则变为反对革命排满，主张实行立宪。反对革命不能简单地等同于臣清扶满。总的来看，维新派保皇的目的不无积极意义。     

张作霖和袁世凯的交锋

人们通常认为袁世凯老奸巨猾、饱经世故,张作霖不过是"一介武夫"而已。在与袁世凯交往期间,张作霖也总是见谁跟谁说:"我是一个武人,不懂政治。"其实,张作霖是善于搞政治权术的。正如他对奉系军阀中号称"小诸葛"的杨宇霆所说的那样:"军队的事情,我不如你,但是要说玩政治,你们都玩不过我。"交锋一:借辛亥革命之机,打出"保皇"和"独立"的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