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傅斯年的“新潮”文化思想

傅斯年的“新潮”文化思想是五四新文化思想宝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从他的文学革命主张、倡导汉语改用拼音文字、致力改造国民劣根性等三个方面 ,可以勾勒出他在这一时期的文化思想脉络。     

抗战前后的陈寅恪与傅斯年

抗战前夕，陈寅恪与傅斯年在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国史主研领域的确定、史语所历史组主任的请辞及对双方史学贡献的评价等问题上发生龃龉，两人关系有所失谐。抗战初期，陈寅恪曾受聘牛津大学汉学讲席，由于中英关系的波折，不仅赴英未果，而且滞留港大。虽然傅斯年对陈寅恪此举略有微词，但日军侵港后，他仍积极斡旋，使陈寅恪得以离港内渡。然而，陈寅恪到达桂林以后，由于身体及资金等因无法按期入川。对此，傅斯年颇表不满。抗战后期，陈寅恪病眼燕大，仍由傅斯年出面沟通上下，筹措资金，但结果难如所期，陈寅恪左眼全废的命运无法避免，两人关系再次投下阴影。抗战胜利后，陈寅恪由英返国，没有留在南京史语所，而是北上清华。由此，两人关系日渐疏离。结果，陈寅恪南下岭表初期，虽有赴台之想，却避开傅斯年而联络他途。此举象征着两人关系发生重大转折。虽然如此，陈寅恪对傅斯年猝死台岛还是颇有遗憾之感。     

开启另一种"文本"的阅读空间——以《新潮》杂志为例

以往对《新潮》的研究,过分关注于它的审美性和文本分析。本文将《新潮》放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中,从对《新潮》的作者群及其人际网络关系,《新潮》的读者群及其阅读的心理,以及《新潮》的“学术救国”等外部因素的分析,还原历史的具体性和丰富性,开启另一种“文本”的阅读空间。     

趋新反人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由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时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从国际视野看胡适与傅斯年对日策略的异同

“九一八”事变后,胡适的“主和”与傅斯年“主战”虽是横亘在二人之间的一道心理鸿沟,但“和”与“战”各有其理由,并非像名词显示的那样泾渭分明.在对待国联及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问题上,胡适出于世界主义和国际公义的考量,主张接受;傅斯年则秉持民族主义立场,在接受与拒绝之间摇摆.随着日本侵略规模的扩大,国联调解的失败,胡适谋求通过接受国际调停来使中国融入世界的愿望也付之东流.     

书生议政典型在--傅斯年在旧政协会议行为述论

1946年1月,傅斯年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参见了旧政治协商会议。在会议上,他积极议政,勇于建言,分别就避免内战、和平建国等提出了中肯意见,同时对国家体制、宪法修订、社会改革等问题发表了政见,这些政见虽然没有机会实施,但反映了傅斯年的当时的政治观念与思想倾向,其中一些理念在当时具有一定的影响,对后世也有借鉴意义。     

《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简评

马亮宽教授长期致力于傅斯年专题研究,他积二十年之功力,在从事多项个案研究并取得诸多成果的基础上(参见<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一书<参考文献>四作者相关成果),精心结撰的专著--<傅斯年社会政治活动与思想研究>(31万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4月出版,以下简称"马著").     

傅斯年《故书新评》的文献学意义

傅斯年创办<新潮>时所谦称"妄自负荷"的历史责任,于思想革命之外,又包括推动学术进步的追求.对文献学研究来说,他有关认真"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积极倡导"朴学家的方法和精神",借鉴"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的主张,以及所提出的"要必以科学方法为之条理,近代精神为之宰要,批评手段为之术御"的学术原则,也有积极的意义.傅斯年<故书新评>中透露出的务求其"真"的科学思想,可以看作五四新文化洪潮中的一派清流,对于二十世纪的文献学研究,也是澄湛的泉源之一.     

钱穆与新考据派关系略论——以钱穆与傅斯年的交往为考察中心

新考据派主要是指以傅斯年为领袖、以史语所为中心、以整理和考订史料真伪为职志、以"为学问而学问"的治学态度相标榜的史料学派。该派内以乾嘉史学为依托,外以西方近代实证史学为应援,曾雄霸民国史坛达20多年,是当时声势最盛的史学主流派。钱穆与史料学派的领袖傅斯年的交往、二人治史异同反映了20世纪中国史学曲折而又多途并进的发展历程。     

傅斯年“中华统一”民族思想研究

傅斯年具有强烈的民族情感和丰富的民族思想。民族思想是其学术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在民族史研究方面卓有成就,所撰著作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开创了我国民族史研究的优良传统。他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观点,既有充分的历史根据,又有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加强民族团结,反抗日本侵略的现实作用。他热情颂扬中国的民族脊梁,激发维护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