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跨世纪的变革与重新崛起──深入探讨东亚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经验

本文从东亚世界整体关联的角度，探讨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这个地区被卷入现代世界现代化大潮的总体进程，东亚这一巨变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分界线划分为两个阶段；它的复杂内涵可概括为四个过程与三大基本演变形式。对战前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成功”应待两点论，对战后东亚的重新崛起与新兴工业化地带的出现，应结合独特的时代机遇、经济因素与非经济因素、市场与国家、文化传统与现代性等的互动关系，进行深入的综合分析，并从中探讨有关第三世界国家和地区走向现代化的新的历史经验。     

儒教文明的危机意识与保守主题的展开

晚清士大夫阶层对于儒教文明的危机意识到甲午战败达到了一个高峰,康有为将之概括为"保国、保种、保教",获得了广泛的共鸣。比较一下张之洞、康有为和严复的保守方案,会发现三者在具体理解和具体主张上各有侧重,各有异同。具体来说,张之洞的保守方案重心在保国,严复的保守方案重心在保种,康有为的保守方案重心在保教。"保国、保种、保教"的主题也规定了中国现代思想的基本方向,是晚清思想界留给我们的一笔极其重要的精神遗产。     

贵阳青岩牌坊的宗教人类学透视

描述贵阳青岩八道牌坊的历史和现实状况,从宗教人类学的角度透视青岩牌坊反映的政治变局、社会空间和宗教变局,并进而分析青岩牌坊儒教教化的社会控制功能.青岩牌坊的建立标志着儒教话语对布依族班氏土司之民族宗教话语的替代,标志着国家权力对青岩地方权威的替代,标志着以汉族为主体的青岩士绅登上青岩地方社会的政治舞台;青岩牌坊在历史上发挥着宣扬"尚齿"、"守贞"、"尽孝"、"完节"等儒教观念的社会控制功能.     

中西文化交汇与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西文化的交互作用下,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兴起了一场规模浩大的儒教复兴运动。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虽明显受中国本土的孔教运动影响,但与康有为试图借助政治的力量将孔教定为国教不同,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走的是民间化的道路。基于新华社会多元的语言状况,儒教复兴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运用中英双语来推广儒学。受新加坡地区浓郁的宗教氛围影响,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以构建儒教为要旨,力图整合佛教、道教以及民间宗教信仰,并通过与基督教的论争来完善理论体系的建构。新加坡儒教复兴运动的兴起,是儒家文化在新加坡的传播由自发走向自觉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儒学在宋明理学之后第二次转向的重要组成部分。     

民间信仰——中国最重要的宗教传统

长期以来民间信仰被定位成"封建迷信"而遭受打击,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同时学术界对此也存在偏见,对民间信仰缺乏科学、客观的认识.本文通过民间信仰概念的由来及其演变、民间信仰与儒佛道三教的关系、民间信仰与王朝政权的关系、解放以来民间信仰的发展实态等四个方面,阐明民间信仰其实是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大,因此也是最重要的宗教传统,并提出民间祠庙可以成为建设和谐社会的有效舞台.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及其学术贡献

近30年来的“儒学是否宗教”之争,自任继愈提出“儒教是教”观点以来,先后经历了3个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衔接的发展阶段,标志着我国儒学研究和宗教哲学研究开始跳出西方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双重藩篱,逐步驶入了去政治化和去意识形态化、“面向事情本身”的学术正道。     

汉代边疆地区统治理念的传播和意义

汉武帝为确立中央集权的统治体制,图谋通过对郡县的支配而扩大其统治领域并深化其支配.所以随着对周边民族的征服,紧接着设置边郡,从而对那些在习俗、语言、社会制度、经济活动等诸多方面具有异质文化性格的异民族,同样贯彻其郡县方式的支配.但是对边境地区的郡县支配具有一定的限界性.所以需要并行某种能够克服郡县支配的限界,更有效律地统治边境地区的手段,导入能使边境地区移风易俗的制度,即需要将重点放在通过郡县学传播及儒教理念.     

超越传统"儒教"问题的模式探析

超越传统儒教问题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类:用对中国传统宗教的直接探讨替代儒教问题的替换模式;弃用儒教说法,专注中国人的信仰和传统的终结模式;通过发掘儒学的宗教性资源来重新塑造儒教观念的重塑模式。尽管这些思路各有优势和局限,但都不同程度地隐含着对于儒家思想与中国文化现实发展及其出路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