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道互补视阈中的道家社会和谐理念

道家的社会和谐理念是自然型的,与儒家的伦理型和谐理念形成了对比。但从比较的视角来看,道家与儒家的社会和谐理念在忠信、贵和、民本、风俗淳美、可持续发展等方面是直接相通的。道家主张的自发式秩序、柔性秩序、生态文明与儒家所体现的教化性命令式秩序、刚性秩序、礼乐文明相反而相成,形成互补性结构,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和现代化空间。     

诸葛亮与隐逸文化

本文通过对诸葛亮隐居隆中的目的、隐居的心态和形式,阐明诸葛亮隆中隐居是对中国隐逸文化的一种发展,即从儒道分流逐步走向儒道互补。     

孔子之道平议

近年关于孔子与儒学的研究中,不时有人提出孔子的仁学思想只是讲普遍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行为准则,具有超越时代和阶级局限的普适意义。不少论述或割断历史联系而刻意洗刷,或抽掉阶级内容而着力粉饰,实似是而非。本文以《论语》中的原始载述为基本依据,就孔子儒学的伦理思想进行辨析,说明仁礼合一、以礼为本的孔子之道,体现着宗法专制主义的价值追求,并不具有近代欧洲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学说所特有的自由、民主、平等和人格独立的价值精神。我们今天可以而且应该积极汲取孔子儒学中的某些合理内核,但决不能以复兴儒学为指归。     

先秦儒道审美思想初探

儒家的审美目标以伦理为本位,追求审美的社会功利目的,而道家则强调自然之道,追求个体的精神自由。在审美的途径上,儒家重感性认知,强调“诗、书、礼、乐”等审美途径,而道家重心理过程,主张“道法自然”。对审美功能的认识方面,儒家认为审美是为实现伦理政治服务的,而道家则认为审美的功能在于创造性激发功能,即促使个体自行参悟自然之道。     

和谐与冲突──从文化学看中西方审美情趣的差异

本文试图将中西方审美情趣模式化，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考察两者的巨大差异，解说形成两种模式的深刻原因。作者认为两种审美情趣存在着许多互补性，但从中国艺术发展的背景上来思考，则尤其应注重采摄西方文化中强调冲突的阳刚之气，以滋补我们阴柔中和的审美文化。     

苏姗·朗格的"艺术知觉"论研究

审美直觉的含义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哲学中直觉含义的界定.基于此,本文对西方哲学史中几种有代表性的直觉思想作了探讨.在此基础上,通过对朗格艺术知觉论与二十世纪几种艺术直觉观的进一步分析,认为朗格艺术知觉不仅是主体与客体、感性与理性、具体与抽象、内容与形式、抽象与移情的统一,而且还是对它们的超越.相对于其他审美直觉观而言,这是一种较为合理的艺术直觉观.     

简论电视片构思的视觉思维

文学以文字符号传递信息，电视以视觉图像和声音传递信息。二者在传播介质上的不同导致了它们在构思、创作上的整体差异。而这个差异首先表现在构思时的思维方式上。电视以一种区别于文学作品的构思方式──视觉思维进行总体构思和创作。     

实践陶行知教育思想提高现代汉语教学质量

现代汉语是师范院校学生的必修课之一。它有着理论性强、基础性强、实践性强的特点。学生有时会觉得它枯燥难懂。怎样才能提高这门课程的教学质量呢?笔者借鉴了陶行知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理论,在课堂教学中做到:1.在做中教,有的放矢,因材施教;2.在做中学,激发兴趣,提倡自学;3.以做为中心,手脑并用,注重实践。     

以中国传统智慧会通和消化康德的第三批判——牟宗三美学思想初探

牟宗三以"无向判断"来代替传统"反思判断"的翻译,其深意是试图和中国传统道家"道无"的智慧挂上钩,以便强调审美的"无相原则"比起康德立于"道有"思维背景上的"超越原则"要高明些。牟宗三不同意康德把"合目的性"应用于审美判断,认为出了"滑转"和"混漫"的纰漏,并指出康德的审美判断还是一个知识机能,并不能充当自然和自由的"桥梁",应该依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直贯下来。此外,康德用来说明审美的"超越原则"是一种"外离"而不是"内合"方法。基于对康德的第三批判的怀疑,牟宗三提出了要以中国传统"妙"、"慧"来改造康德的鉴赏判断,指出"审美判断既是妙感妙慧之品鉴",且是一种"无向判断"。因此,审美判断之超越原则应该就是"无相原则"。事实上,牟宗三是以"无相原则"去代替康德那个只在"分别说"层次上的"超越原则",并主张"分别说"里的美相还要到"合一说"里给"化掉",这样才能达到即真即善即美的境界。     

论《左传》“天德合一”的天命观——《左传》预言的本质

本文认为,《左传》“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尚未脱离神职的史官,或者说与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史官文化在探究天(神)人关系时的必然现象。《左传》既大讲鬼神对人的控制,又渲染道德决定人的归宿,本文通过对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系统分析认为,《左传》通过对鬼神预言结果的道德阐释,以高超的技巧将看似杂乱无章的神秘预言纳入到了一个“天德合一”的模式中,从而建构了一个天命控制人类历史,道德决定人的命运的完整的天命观体系;这种把天命神学纳入历史道德领域的努力,是《左传》作者为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变迁而做的理论准备,这种试图以建构体系的方式阐释天人关系、历史规律的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