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戏剧艺人略论

元大都辉煌的戏剧文化是杂剧家和戏剧艺人共同创造的。大都的戏剧艺人的演艺水平很高,一大批演员都具有角色行当上的专长。在大都梨园中不乏夫妻或父母子女同为艺人的,由此形成了一些艺人之家或艺人世家,元代戏剧艺人演艺水平之高,与此种现象有内在联系。此外,大都一些戏剧艺人在文学创作上也有令人瞩目的成绩。     

“文革”时期的北京文物考古(下)

拆除西直门,惊现元大都城"和义门"西直门在元代,称为"和义门",是元大都西城垣之中门。明永乐十七年修缮后以原"和义"之名转承为"西直"。"和义"与"西直"之义相通。古以西方属"义",又有"师直为壮,壮则胜"之说。直,有理,理直,即为"义"。故将"和义"改为"西直"。当时它的主要功能是给往皇宫送玉泉山泉水的水车开门,故有"水门"之称。西直门瓮城是北京各城门中惟一的正方形瓮城,也是地铁动工之前,北京惟一保存完整的瓮城。1953年,为了交通方便,北京市曾考虑拆除西直门城楼和箭楼,遭到梁思成的强烈反对。梁思成提出在城楼两侧的城墙开券洞通行,城楼、箭     

元大都休闲文化景观研究

本文归纳了元代大都城市居民公共休闲活动地的类型,总结了当时北京休闲文化景观的特点。作者认为元代大都休闲空间格局的形成经历了两个阶段,城市休闲功能较前代明显增强。     

元大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

元大都研究是元史研究、中国古都学研究和北京史研究等领域的重要课题,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国际影响.为推动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2009年7月29日～30日,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起并联合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北京史研究会,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元大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北京城两个重要的为什么

一、为什么北京城成为十一朝古都从远在三千年前的周朝,蓟(今北京)就成为一朝古都,其后燕、前燕、大燕、中燕、辽燕京、金中都、元大都、明北京、清北京,加上民国,共计十一朝古都. 为什么那么多朝代都选择北京为都城?原因很多,从大的方面看有两个,一个是传统文化方面的原因,另一个是军事、经济、交通等方面的原因,这两方面的原因造就了北京这块风水宝地.     

土北京

正冬春的北京多风。冬天的风刮起来没日没夜。风从西北来,逾过房顶殿脊穿街过巷,灰土漫天。小沙粒专往行人脸上抽,电线呜呜作响,铁制的空罐头盒贴街墙根儿撞荡着停不住脚儿,杨树倔强着身躯冲风去的方向往回拽枝子,铺面的招幌不知拧了几十个转儿。风静澄明,太阳升起来,一切复于安静。包子摊揭屉的热气慢慢飘荡在匆忙行走的路人     

『拍马』趣谈

蒙古是马上得天下的民族，所以元朝官员大多是武将出身。元朝时，马往往是一个将领权力、身份、地位的象征，下级对上司最好的赞美，就是拍拍他的马夸他的马好。渐渐地．人们就把对上司的奉承称为“拍马”。尽管夸赞的话不一样，但拍马的动作是一样的．这就是“拍马屁”的由来。后蒙古入主中原，建立了元帝国．建起了元大都．他们的文化也就逐渐渗透到汉文化中，“拍马屁”一词也就流传开来。“拍马”奉承在古今的秘书圈中相当流行，究其主因，实为某些上司喜爱所致。     

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

元大都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元代开始,大都城(今北京)取代了汉唐长安(今西安)、洛阳,两宋开封、临安(今杭州),成为全国唯一的政治中心,有其必然的内在发展规律。程朱理学被定为"官学",体现了北方学者文化影响的权威性。大都新城的建设,充分体现了设计者的文化思考。而大都与上都的长期并存,体现了民族融合的时代特征。     

《贤者喜宴——噶玛噶仓》译注（一）

本章译文主要概述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到祥之查仁（shang-kyi-tsha-ring）地方向大成就者乌坚巴求教以及乌坚巴圆寂。虽然乌坚巴没有担任让迥多吉的传戒老师,但他一直是让迥多吉的最主要的上师,直到1309年圆寂。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不仅随从乌坚巴等上师学习噶玛噶举派的各种显密教法,而且还学习过宁玛、希解等教派以及噶举派各个支派的教法。他勤奋好学,不仅精通医学,而且为了绘制一地图,就用了七支笔,足见他的学习精神是可嘉的。他著有《心要论》、《梦之显宗经论》、《现行之释要》、《喜金刚第二品之注释》、《历算集论》、《释续金刚曼义释》、《三味耶海注》等著作。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是一位没有任何门户之见的僧人,本章记载了他知悉吉祥萨迦寺院缺少佛法资具和法器的情况后,马上召集地方头领和各教派的信众,请求大家为寺院捐资捐物,从此为吉祥萨迦寺院敬献财物者越来越多,使萨迦派教法得以弘扬。由于汉地和多麦地区出现一些邪恶僧人之行为,故不喜欢佛法的大臣们到处议论,将各地不净之僧人（指有妻室的僧人）全部勒令还俗处以刑罚,支应赋税兵役,并命令把他们的寺院毁掉。帝师贡噶坚赞等僧人奏请阻止,未能奏效。是第三世噶玛巴让迥多吉亲自出面才阻止了驱逐僧人、破坏寺院等行为。通过这一事件,可以看出元朝后期一部分大臣对皇帝笃信佛教的做法是持反对意见的,同时也可看出噶玛噶举派对元王室影响日益增强的事实。此外,本章还详细介绍了第三世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抵达大都等地的活动。他除了为皇帝、大臣及信众灌顶和传授佛法外,还专门回西藏,从桑耶寺取来长寿水献给皇帝;他为了弘扬藏传佛教文化,还将（元顺帝妥懽帖睦尔）赐给他写造大藏经《甘珠尔、丹珠尔》的金银交给了蔡巴,造了一部金汁书写的大藏经,并为诸经籍举行了开光仪式。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二次进京的过程中,其地位很快就提升到与萨迦派的帝师、国师相近,这代表了噶玛噶举派与元中央王朝建立关系的历史趋势,也表明了以活佛转世的方式确定的藏传佛教的领袖人物,从一开始就在西藏与中央王朝建立关系方面占据有一定的优势。在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之后,噶玛噶举派已成为元、明中央王朝倚重的一个主要教派。值得注意的是,1334年当噶玛巴活佛让迥多吉准备返回西藏时,皇帝妥懽帖睦尔封他为＂圆通诸法性空佛噶玛巴＂（chos-thams-cad-stong-pa-nyid-du-rtogs-pavi-sangs-rgyas-karma-pa）,赐给了水晶玉印及金字牌符,并赐给他的亲炙弟子多康定真桑波（ting-vdsin-bzang-po）和蔡巴格迥钦波（tshal-pa-dge-sbyong-chen-po）等司徒印信,赐给（噶玛噶举派）在杂日等地的新旧寺院以金锭等大量物品。还下令在粗布寺为皇帝加严图（vjav-yan-du）兴建影堂（yin-thang）,在粗隆地方设立＂达尔罕＂（dar-rgan）之官职。此译文承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先生刊登在《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4期第34至43页的译注。另由于印刷条件的限制,译文中人名和地名皆采用藏文拉丁文转写,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