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专访吉林省人口计生委主任于洪才

自20世纪70年代实行计划生育以来，吉林省少生了1000多万人，率先在全国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全省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人民生活的改善。2007年，全省总人口控制在2730万人，自然增长率控制在2．5‰。随着中央《决定》的深入贯彻落实，吉林省人口计生委不断创新工作思路和工作方法，统筹解决人口问题，     

新世纪宁夏人口形势的特征

一是超前性。发达国家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经历了100年左右的时间。我国实现人口再生产类型转变，只用了三十几年的时间，而我区在短短的二十多年就基本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     

“典型单位共同体”组织文化的生产:一个空间政治视角的分析

组织文化对组织目标的实现和组织共同体的凝聚与整合产生着深远的影响。一个组织的组织文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伴随组织成长历经了长期的再生产和合法化过程。文章以西北地区某大型国有工业企业为"典型单位共同体"个案,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描述了以"铁山精神"为"内核"的组织文化的主要内容,分析了"典型单位共同体"组织文化生产的自然空间环境和制度逻辑,新中国关于发展钢铁工业的宏观制度安排,诱发了"典型单位共同体"把"铁山精神"确定为核心组织文化的微观行为。同时,"典型单位共同体"所嵌入的生产空间的师徒制规训、生活空间的宿舍制规训和公共空间的神圣化规训过程,衍生了组织文化再生产的合法化政治逻辑。     

社会再生产"有保证的"投资率和投资效果及启示

根据马克思社会再生产公式可以把经济增长率分解为投资率与投资效果的乘积。在社会再生产中平衡增长情形下,这种分解能够与哈罗德模型契合。基于哈罗德模型中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获得"有保证的"投资率和投资效果。它们突出地表明了相对既定的经济结构对于投资率、投资效果以及经济增长率的作用,可以借助它们认识经济结构及其优化的理论意义。这对于把握和调节国民经济增长具有启示。     

中国贫困及减贫变迁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以马克思社会再生产理论的视角考察

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社会再生产理论视角分析我国改革开放以来贫困和减贫的历史变迁。以国家贫困线标准审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贫困及其减贫演变推进,实际上就可理解为从单一经济收入贫困的简单再生产,扩大到除了考虑经济收入以外,还包括公共服务、社会福利、公民权利等多维综合因素的扩大再生产视角。而立足国内减贫发展态势,将贫困及减贫问题置于国际视野之下,从全球更大范围思考及应对贫困难题,则是中国大国责任在减贫领域的重要体现。     

旅游者休闲情境建构与民族文化再生产关系研究

旅游社会的存在使得个体与地方性社会在转变为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的时候变得越来越容易.旅游成为个体建构休闲情境的一种方式,亦成为地方性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旅游社会改变了旅游者与旅游目的地之间的交往方式,旅游者休闲情境的建构满足的是个体的非物质性需求与感官体验,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再生产是地方性社会彰显自我文化价值的手段.旅游社会使得旅游者休闲情境建构与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再生产两者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在现代性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旅游者休闲情境建构是个体对自我体闲权力重视的结果,旅游目的地民族文化再生产是地方性社会对自我发展权力重视的结果.     

论教研员的文化资本与阶层再生产

借助布尔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对教研员的具体化文化资本、客观化文化资本和体制化文化资本的内涵以及这3种文化资本的积累方式进行解读。教研员的文化再生产,经历了文化资本的鉴别与积累、确认与固化、延续与提高等3个过程,分别对应的是骨干教师的培养、新教研员的选拔、教研员专业权威的树立等3个环节。教研员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在客观意义上实现了教研员阶层的再生产。     

鄂西南地区地方知识再生产与美洲粮食作物引种

清朝初年,美洲粮食作物开始在鄂西南地区引种,至清中期成为当地的主粮。新作物的引入和落地生根无疑是地方经济、社会、文化发展进程中的重大事件。这些适宜南方山区种植的粮食作物不仅改变了当地民众的生计方式,也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随着玉米、红薯、马铃薯的引种,当地人逐步认识到引进农作物与自然生境的关系,并在既往劳动实践经验积累的基础上摸索总结,重新构建了一套从作物管理、收获贮藏到食品加工的完整的地方知识体系。同时,新作物的引种、推广和传播通过集体劳动促发了民众文艺活动,丰富了文人创作题材。民间劳动歌谣还与地方传统祭祀礼仪相结合,充实了民众的精神生活,延续和传承着地域传统文化。     

就业优先:以"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在民族地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发展教育脱贫一批”是在民族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方针。然而在“教育改变命运”的共识之外,布迪厄认为教育一代代地维持着对社会中下阶层的不公平的“文化再生产”理论,被一些学者应用于对我国少数民族教育的研究。如在“三区三州”等民族地区,代际间的贫困传递难以阻断,因家庭文化资本弱势而造成子女求学、求职受阻,看似可用“贫困文化的再生产”予以概括,但笔者不同意直接套用西方理论认定中国存在“教育不公平”的论述。因为我国社会实际与布氏提出“学校教育再生产社会阶层结构”观点之环境不同,有多项教育政策在切实保障着少数民族通过“教育改变命运”——当前在我国民族地区实现教育公平的主要障碍,并非 “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阻力,而在于就业环节的阶段性困难。教育公平可分为起点、过程和结果三个环节,民族地区经多年教育扶贫,“起点”入学机会和“过程”教育质量已明显改善,而作为“结果”的就业环节亟待改善。以“就业优先”方针多渠道扩大少数民族就业,可激发内生动力、促进市场融入、巩固减贫成效和精准防控返贫,是助少数民族自主掌握教育“社会阶梯”和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