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盖斯迈尔及其经济思想

1524-1526年德国农民战争的性质常常是学术界探讨的问题。蒂罗尔农民战争领袖盖斯迈尔撰写的《蒂罗尔宪章》,是一难得的、反映起义者经济思想的历史文献。盖斯迈尔提倡国有、私有和小生产者所有多种经济所有制并存暨矿业、农业、商业多种经营模式,要求国家掌控经济布局并控制物价,以便抑制经济运行中的剥削成分,保障民众的福祉,反映出了盖斯迈尔清醒、务实的作风。这说明,德国农民战争所宣扬的实现公共利益和建立百姓共和国,并非是空穴来风的乌托邦,而是来自真实的现实世界的产物,代表着中世纪经济体制向近代经济体制转变的一个方向,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意义。     

甲午战争时期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

甲午战争前,朝鲜甲午农民战争的爆发被日本认为是侵略朝鲜的"良机",也为福泽谕吉提供了实现其积极鼓吹的"朝鲜政略"的机会。甲午战争期间,福泽谕吉阐述了自己的"朝鲜改革论",为日本"改革"朝鲜寻找"正当理由",并为此积极地出谋划策。福泽谕吉的"朝鲜改革论"随着甲午战争的进程而有所改变,大体上追随了日本的对朝政策,其只不过是在其文明观掩盖下的对朝鲜的"侵略论",实质就是使日本对朝鲜的侵略正当化。     

重新审视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

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是指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并以此获取生活资料的劳动者。他们与官府的矛盾构成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是在封建社会体制内发生的阶级斗争,其作用主要是促进封建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向着有利于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方向调整;它不承担推翻封建制度的历史使命,因而与严格意义的社会革命有本质的区别。     

农民战争与历史发展的马克思主义分析——田昌五先生农民战争史研究述评

农民战争史研究是田昌五先生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其考察中国历史规律的一个支点,其理论分析和历史考察自成体系、卓然大家,体现了一个史学家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尽管其研究成果不可避免地有着时代的烙印,但是其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研究原则、实事求是的探索精神,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遍意义;而对农民历史命运的关切与同情,体现了一个史学家所应有的人文情怀。     

元末士大夫组织"义兵"问题探析

元末农民战争期间,许多士大夫出于"卫身"、"保乡"、"勤王"之目的,纷纷组织"义兵",为挽救元朝做最后的努力.其间,"义兵"组织主要分布在南方地区,组织者主要是在野的汉族士人及一些在任的官员、致仕的旧僚和少数进士.由于"义兵"依托于地方宗族社会和民众力量,且分布较广,故在一定时期内确乎成为抵抗农民起义军的重要力量,短期内实现了"保乡"的目的,收复了一些失陷的地方,支援了元军的军事行动;但从长远来看,它只能在短期内延缓元朝的灭亡时间,却无法阻挡元明更迭的历史步伐.     

从历史“合力论”的角度再论秦末农民战争与汉王朝的建立

从“合力论”的角度看,秦末农民战争是在生产力、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和地理环境等多因素综合作用下,由社会内部诸力量、集团相互作用形成不同的合力,并通过阶级斗争、军事斗争的方式解决矛盾,最终建立融合了各方意志的汉王朝的过程.     

改革以前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回顾

改革以前对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的研究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20世纪20年代之前,关注中国乡村和农民的人主要是外国传教士、旅行者,代表人物是马可.波罗、明恩博,其研究多为见闻观察和现象描述。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学术研究繁荣于20世纪20年代以后。在乡村社会调查、田野调查、农村经济调查的基础上,出版了大批学术著作,代表者有费正清、仁井田升、费孝通、梁漱溟、晏阳初、毛泽东,其中关于农民战争的研究影响颇为深远。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乡村和农民问题研究开始滑坡,意识形态的影响是其根本原因。西方学者转而研究港台,在国内农民战争研究持续升温,而共产党主要领导者围绕合作化、大跃进、人民公社所进行的农村调查带有鲜明的政治目的。     

重新评价农民战争的历史价值

关于农民战争的评价问题在中国史学界曾掀起几度波澜。本文旨在从现实需要和主体的认识根源两方面反思农民战争历史评价的变化及其变化中存在的普遍性内容。在此基础上 ,进而阐释农民战争应有的历史价值和新的学术视野     

关于救荒政策与宋朝民变规模之评说

纵观中国古代历史,宋朝是一个唯独没有发生全国范围农民起义的朝代。比之历朝历代,特别是经过唐末五代乱世之后建立的宋朝,社会阶级矛盾仍旧非常尖锐。然而,宋朝统治者为了长治久安,在革除唐末五代种种弊端和积极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把救荒之政作为治国安民的首要,并采取了诸如：募饥民、流民隶军籍、宽减饥民＂强盗＂死罪,募富民出钱粟,赈济、赈贷和赈粜灾民的＂劝分＂制,以及核查赈灾户口调查登记的抄劄制等救荒政策和措施。这些救荒之举措始终贯穿着＂摧抑兼并＂、抑制豪强的思想和方针,并将其落实到实处。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救荒政策在中国古代史上取得了巨大进步,达到了防止农民于饥荒之时作乱或起义暨巩固其既有的统治秩序的目的,从而消弭了形成全国规模民变的可能性,没有形成一个全国性的农民战争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