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牍所见战国秦汉时期的自疗传统

出土文献揭示,作为一种医疗传统的自疗确已存在于战国秦汉时期。它一方面是上古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另一方面是一种有意识的医疗选择的结果。巫术、礼仪、方技是战国秦汉时期患者自疗术的基本内容,其中巫术、礼仪是旧传统,是商周以来医疗俗信的延续,方技则是战国以降的新传统。巫祝之术公诸文本并广泛传抄,可由患者或其亲属自行操作。时人对巫术、礼仪性的自疗术极为重视,将之与医方等同视之。巫术、礼仪性自疗术与日书的结合,使其真正被应用到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方技中的导引、艾灸、医方等都进入自疗的行列。医方最受重视,其中有经验之方的转写,也有医者之方的流入。自疗在技术上有所偏好,其用药也有自身特点。有意识地传抄、纂辑个性化的自疗文本,是战国秦汉自疗传统中引人注目的现象。     

怛逻斯城与唐代丝绸之路

哈萨克斯坦塔拉兹市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古称“怛逻斯”。公元5世纪,粟特人建怛逻斯城,后来成为西突厥领地。唐朝称霸中亚后,在西域所设最远的羁縻州就在怛逻斯城,后为突骑施可汗占据。8世纪,突骑施的兴起,客观上为唐朝在西方建立了一道军事屏障,对遏止阿拉伯帝国东侵至关重要。然而,唐高宗却自毁长城,多次向突骑施汗国发动战争,导致安西四镇不得不直接面对来自黑衣大食的军事威胁。751年的怛逻斯之役,四镇节度使高仙芝兵败大食。对古代中国来说,怛逻斯河简直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可谓汉唐王朝国力向西发展的极点。     

尘封的简帛 思想的传统——读谢耀亭的《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内圣外王思想》

制约历史研究前进的因素众多,但研究材料无疑是促进历史研究前进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近年来许多前所未见的材料呈现在我们面前,一次次地使我们惊叹不已。围绕新出土材料的研究成果,也时有面世。摆在我面前的《从出土简帛看思孟学派的内圣外王思想》（科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     

论出土资料所见的汉代少数民族职官

出土资料中存有大量关于汉代职官的内容。通过对这些内容的认真梳理,可以发现非匈奴的少数民族职官较为繁乱,其基本职官体系皆为:君(王、长)、侯、千长、百长、小长。由于少数民族部落规模大小的不同,职官的设置在数量上有所差异,其职官体系仍如上所述,具体上也是大同小异。     

我国上古诗、乐、舞关系考论

我国上古诗、乐、舞存在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根据古代乐舞彩陶纹饰和原始岩画、现代原始民族的田野考察、先秦的出土乐器、先秦乐器的音程关系、甲骨文等研究资料，并结合传统文献，可以进一步确定，在我国上古时期诗、乐、舞三者是密切结合，浑然一体的，这一传传统直到周代仍然沿存，并在《诗经》文本中有所反映。     

阿富汗出土梵语戏剧残叶跋

20世纪90年代中在阿富汗出土了一叶梵语戏剧残片。本文介绍了哈特曼教授对该残片的转写与英译,并结合汉译佛经中与印度古代戏剧表演相关的史料,为中印（或梵汉）戏剧关系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考。     

原汁原味的苗族鼓舞

来源于生活的苗族鼓舞苗族鼓舞的历史源远流长,《周礼·地官·鼓》就曾有相关文字记载。殷墟出土的木鼓、楚墓出土的绘漆木鼓、战国秦汉画等,则将古代木鼓的大小、种类等都明明白白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们与我们今天所用的鼓有一个重要区别:今天的鼓是竖置的,鼓面向上,鼓者上下敲击;而古代的鼓则是横置,即鼓面侧居左右两方,鼓者从左右两旁击鼓。苗族的木鼓就保持了这种古老的横置方式。早在苗族先民还住在“水与天相连,一天涨几回”的水乡时,他们就用击鼓议事来商定迁徙。《祭鼓词》唱道:“击木(鼓)响冬冬,爸妈心挨拢,击木(鼓)响呔呔,爸妈乐…     

从出土文献看副词“乃”的顺承义衍化

副词“乃”在战国简牍中存在多个义项并用的现象,借助甲骨文、金文、战国简牍等出土文献材料展示副词“乃”的顺承义的变化。从词义衍化的路线看,既有顺承义之间的衍化,即时间顺承义向情理顺承义的衍化,又有顺承义向非顺承义的衍化。     

汉代“直符”观念的神秘化

“直符”制度是汉代官方保障各级行政机构正常运转的一项重要举措。自东汉开始,民间社会对“直符”观念不断予以神秘化,乃至演变成为一股思想潮流。当时的民众认为代表时间、方位上的禁忌并预示着吉凶祸福的神煞也要轮值当班。这种神煞“直符”的观念不仅影响了土木营造等事宜,还渗透到丧葬礼俗领域,进而抽象化为一种普适性概念,遂成为数术学、星占学的重要考虑指标。此外,东汉末兴起的道教在创立初期就援引和借鉴了汉代官员轮流担任“直符史”的做法,建构出具有鲜明宗教特征的神学化“直符”观念,并延续到后世。     

《九歌》“二《湘》”合篇方式与内容释疑——《九歌》“配偶神说”反思

先秦湘水神祇故事有两个体系:一是源自沅湘的民间体系。这一体系认为湘水有男神(湘君)、女神(湘夫人),他们是一对配偶神,最初与帝舜、二妃无关,后来接受帝舜南巡不返、二妃溺湘成神故事的影响,湘水女神(湘夫人)的角色置换成了二妃,但帝舜是否成为湘水男神,长期处于模糊的状态。二是官方(学者)体系。这一体系坚守"二妃总称湘君"的说法,认为二妃虽然溺湘成神,但只是单身神,不认为帝舜是湘水男神,也不认为原始的湘水男神是二妃的配偶神。屈原、秦博士、司马迁、刘向、郑玄诸家都属于这一体系。作为先秦楚国儒学传播的重要人物,屈原创作的《九歌》中只有《湘君》,没有《湘夫人》,目的是以官方学者的立场维护帝舜、二妃作为圣主贤后的正面形象。但是由于受民间湘水配偶神传说的影响,从刘向结集《楚辞》到王逸作《楚辞章句》的百余年间,古本《湘君》被分割成今本《湘君》《湘夫人》,而且篇次也被颠倒了。王逸有昧于此,以"配偶神说"解释"二《湘》",难免进退失据。经由民俗资料、出土文献佐证,古本《湘君》是屈原以祀者的视角抒发对湘君(二妃)的爱恋之情。它虽然是娱神之作,却符合《离骚》"求女"的所有标准,体现了屈原作品"求女"意涵的一贯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