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伦理学中的“反理论”方法论形态——兼论“殊案决疑”之对与错

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生命伦理学更应该被看作是实践伦理学而非应用伦理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否认了以一种演绎的模式将抽象理论或原则带入具体的生命伦理学问题的方法论。作为替代原则主义以及高级理论之演绎性应用的另外一种方案,殊案决疑得以突出个案特征与实践情境,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其在解决实际问题上立竿见影的效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否定了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实践意义,毋宁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激励了原则主义作为理论和方法自身的反思、修正与发展;这缘于道德直观与道德反思总是在辩证地互相调节和修正,而理论存在的意义即在于此。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兼论五四运动的起源

五四运动爆发之前 ,在国内各派政治势力围绕着“铁路统一案”与“山东问题”的斗争中 ,林长民起了很大的作用。他先是致力于铁路统一案之提出与实施 ,继而力主把青岛问题与胶济铁路及其延长线济顺、高徐两路联系起来 ,之后又运动拒签和反对与日直接交涉。从整个过程来看 ,林长民与五四运动之发生、发展关系密切。从中也可以看出 ,五四运动虽因外交问题而起 ,但其中杂有许多内政的因素。五四运动既是社会变动和文化变化的结果 ,也是当时各派政治势力分化互动的结果     

中国外贸企业如何就对“替代国”制度

中国已成为世界上遭遇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其主要原因之一是中国被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对我国出口产品采用替代国制度。本文以中国入世为背景，分析了替代国制度存在的法律依据、各国关于替代国制度的立法和实践等。在此基础上，对入世后中国如何应对替代国制度提出几点粗浅的看法。     

刘壎诗学思想初探

元代诗学主潮为“举世宗唐”,江西诗论家却是其中颇为特殊的一支,他们上承江西统系,探索唐、宋诗之渊承,成为“宗唐得古”思潮下较温和的“折衷唐宋”派,刘壎是其中重要的代表人物。刘壎的诗学思想有两大关键:一是“折衷唐宋”,二是以“四层次”论诗,其诗学思想受陆九渊心学影响颇深。     

刘宋朝救荒措施述评

南朝刘宋年间,灾患频仍,给人民的生产生活以及社会的安定带来了严重的危害。刘宋朝廷实施了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救荒措施:灾前预防,注意重视农业,储粮备荒,兴修水利;灾中救援,采取赈济、调粮、慰抚、养恤等措施;灾后恢复,通过节约、蠲缓、安辑、放贷等恢复农业生产。最终战胜了灾荒,稳定了社会,赢得了南北朝时期少有的安定和发展。     

从石棉案看WTO协调环境与贸易关系的未来走势

加拿大诉欧盟的石棉案是WTO争端解决机构在协调环境贸易关系方面的一个重要阶段性标志,其不仅赋予GATT第20条在环境保护方面以实质意义,同时还进一步提出了TBT协定以及非违反之诉对环境措施的适用问题,对把握WTO协调环境与贸易关系的未来发展走势具有很大的启发性。     

刘伯承运用“狼的战术”取得定陶战役大捷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元帅曾多次给部属讲过家乡的一个民间故事:成都有条坡路,一只狼经常隐蔽在坡路附近。每当一个推平板车的人将车推到半坡时,那只狼就一下子跳出来,照准推车人的腿上咬去。因为是在坡路上,推车人如果一撒把,平板车就会滑下去,满车的东西就会摔毁。这时候,推车人放也放不下,跑也跑不掉,最后十有八九都会被狼吃掉。刘伯承说,狼为什么能成功地将推车人吃掉呢?因为它非常善于捕捉战机和找准敌人的弱点,然后下口既猛又狠,这就是狼的战术。刘伯承一再要求部属认真揣摩和学习狼的战术。     

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之殇:"汤瓶八诊"系列案评析

"汤瓶八诊"系列案反映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在理论与现实上存在着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是由于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法制不健全和不完善而导致的,它主要体现在司法机关、行政机关在处理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知识产权问题时存在观点、思路差异."汤瓶八诊"系列案亦反映出我国亟须明确和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是否拥有私权利、知识产权制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角色等问题.通过修改《非物质文化遗产法》(2011)等有关知识产权条款,明确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拥有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私权利及其他权利类型,改良知识产权权利及创新知识产权制度,将在某种程度上缓和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之间的紧张关系.     

立案登记制改革:理论基础、运行困境与路径优化

2015年5月1日起中国正式实施立案登记制,将案件受理制度由审查制改为登记制,这符合当事人诉权保障的趋势和需求.立案登记制具备诉权保障的功能,可以多维度地践行诉权保障理念,但同时也带来了实践中的滥诉和法院案件数剧增等现实挑战.司法权的属性决定了司法的有限性,其不能解决所有社会纠纷.当立案登记制给审判实践带来的挑战遭遇司法有限性时,势必出现一定程度的冲突.为了平衡这种冲突,需从以下方面进一步优化立案登记制的改革路径:明确立案过程中登记与审查的关系;制定和实施受案范围的负面清单;健全减少需求供给的配套措施;推进立案环节案件的甄别分流;构建滥诉的惩治与防范机制;减少非司法负担对法官职业化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