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维坦》的博弈论解读

本文从博弈论和社会选择的角度重新回顾了《利维坦》,其中对于人的天性、人的行为等方面的描述符合＂理性人＂的假设;对于社会选择的价值目标,除了和平与自保,还有正义、公平等;霍布斯在自然律中总结归纳了具有一定可操作性的规则;在此基础上,他选择君主专制制度,与制度的发展趋向不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的“丛林法则”与道德训诫——探寻霍氏自然法思想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完善作用

英国启蒙思想家霍布斯在其著作《利维坦》一书中关于“丛林法则”和自然法的思想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仍然具有重要启示意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丛林法则”的生存土壤，弱肉强食是“丛林法则”的运行机制，社会问题是“丛林法则”的不良后果，道德训诫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自然法是实现道德训诫的思想依据，正义是强调道德训诫的价值基础。而...     

《利维坦》中国家主权与个人自我保存权之间的张力

在《利维坦》中,国家主权与个人自我保存权是两个核心概念。出于维护个人自我保存权的目的,霍布斯构建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主权。但是,国家主权和自我保存权之间却存在着严重的张力:一方面,不受制约的国家主权必然导致主权者权力的滥用,进而会侵害个人的自我保存权;另一方面,对个人自我保存权的过分强调使臣民对抗法律和主权具有了道义上的依据,这势必损毁国家主权的基础。《利维坦》中逻辑困境的症结在于:一方面,霍布斯没有把主权的至高无上与治权的应受制约区分开来;另一方面,霍布斯对于自然状态下与国家状态下的自我保存权未作应有的区分。     

现代政治应该如何对待宗教——以《利维坦》的分析为例

霍布斯创建政治哲学时不仅面临着从自然状态向政治社会过渡的问题,而且面临着基督徒如何组成基督教国家的问题。因此,霍布斯的政治学说必须要处理好政治与宗教、政权与教权的关系,确立现代国家的正当性。他讨论宗教的目的不在于宗教信仰,而在于巩固政治,因而根本上属于公民神学。霍布斯在理顺政治与宗教关系的过程中,也为思想自由留下了空间,后者既可巩固政治,也会威胁到政治的稳定。     

现代化视角下的数字难民：一个批判性审视

科技的发展使得人类进入数字时代,数字化为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带来了困扰。"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危险,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的控制。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正视数字技术的隐忧。现代化提供了一个观察数字技术阴暗面的整体性视角,在此视角下,破解数字难民的困境,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权利问题,更是一个观念问题。"数字利维坦"的兴起与扩张,使得每一个个体都有沦为数字难民的可能,即使那些熟练使用数字终端的人,也可能无法摆脱数字技术的控制。要驯服"数字利维坦",就必须破除对数字化的迷思,还原其工具理性的本色,警惕其对价值理性的潜在威胁。在对公众数字权利加以保护的进程中,政府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利维坦、无支配自由及其限度

霍布斯的利维坦假说为后人思考国家主权和公民权利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经典版本, 也产生了利维坦困境。借助于两种自由概念,伯林强化了利维坦困境。罗尔斯的新契约论自由主义国家干涉理论和佩迪特的新共和主义最低限度国家理论分别为解决利维坦困境提供了意见相左但立场鲜明的方案。罗尔斯认为,国家或权力主体对公民权利或自由的限制、干涉和支配是必要的,这构成差别原则的可预见结果。佩迪特则提出了无支配自由理论,试图在最大程度上保护公民权利和自由。虽然佩迪特表示无支配自由理论可以同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兼容,但实际上它是诺齐克所有权理论的新共和主义版本。正像诺齐克的天赋所有权理论不兼容于罗尔斯的初级产品理论一样,无支配自由理论不兼容于初级产品理论,佩迪特在解答利维坦困境上并不成功。     

政治义务对自由的逻辑先在性

自由主义以绝对的个人主义为理论前提,忽略了个人的政治义务和公共责任,导致社会公共精神的匮乏。霍布斯以"利维坦"的国家象征阐释了个人的政治义务与自由的辩证关系,对于校正极端个人主义自由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网络食品交易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及其治理

网络食品交易与“数字利维坦”共存于虚拟网络社会中。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不断扩大的大数据海洋,为网络食品交易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暗藏着侵犯公民权利和反噬政府监管的风险,即网络食品交易的“数字利维坦”风险。在网络食品交易领域,数字信息技术在作为经济行为的控制工具时忽略了价值理性,存在以下问题：公民个人隐私受到侵犯,呈现个体镜像化;食品质量得不到保障,出现柠檬市场化;交易市场垄断当道,平台荒漠化;数字信息技术分配不均,公民与经营者因张力扩大而出现维权受阻;政府监管受数据驱动,个体化政府受到威胁。因此,政府应该完善数据治理的保障体系、明确经营者准入机制、限制网络巨头垄断、构建合作权益保护机制、革新监管治理体系,才能合理规避和治理“数字利维坦”风险,构建一个安全稳固的网络食品交易市场。     

超越契约正义:霍布斯正义观聚焦

自然法理论的演变是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发展的主要线索,该理论催生出近代正义理念。近代正义观的转型则孕育于近代理性自然法。《利维坦》对自然法和契约论的诠释,囊括了霍布斯正义理论的基本理念和基本内容。霍布斯将正义的评判标准转换为契约这种具体的规则形式。国家既不是至善的载体,也没有处于宗教权威之下,而它只是保护和平与安全的强大权威,这种权威来源于多数人的同意。在契约正义的理论框架下,霍布斯笔下的利维坦,主要包括利维坦的人性溯源、身份认同和法律向度三个方面。契约正义主导下的政治秩序建构沿循自上而下的建构路径,该路径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失偏颇。针对这一问题,后世诸多政治哲学家试图超越霍布斯契约正义观的局限,进一步探究正义秩序的形成逻辑。     

利维坦:现代法治联合体的隐喻

现代法治以权利价值为内在道德核心,以程序技术为外在规范表征,程序法治和自然权利之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霍布斯的自然权利学说强调个人的艰辛和努力,认为平等的个人是自我保存的最终判断者,因而主张“同意优先于智慧”的政治理念,作为利维坦的法治联合体必须尊重人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公共权威根本上源于自然权利,公民联合的目的在于将平等主体之间的权利冲突纳入法律程序处理,以实现分化多元利益的理性与和平的宪制整合,从而不同于旨在促进人的德性完善的“最佳政体”,也区别于意在实现特定集体目标的“事业联合”型国家。利维坦隐喻的现代法治联合体是法律形式与自然权利的统一体,形式上“价值中立”的法律程序其实蕴含深刻的权利价值,程序法治的哲学基础是自然权利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