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伦理逻辑：进程与走向*--基于城市哲学与城市批评史的研究视角

伴随世界文明的生成与转换,城市与伦理历来相互关联、相互生产,城市-伦理生态具有多样性、非自足性、变迁性。当代城市化的深化使伦理与社会的关系,使这个世界的伦理图景与伦理生态,发生了重要改变。分化与纠缠、变化与固化、多样与单一等诸多矛盾表明,当代城市社会正在遭遇深刻的康德悖论式的伦理冲突。一方面,城市化的推进为伦理转换提供了条件,也提出了任务;另一方面,伦理的自觉、现实推进,又将为城市化的规范化、合理化提供基础支撑。建构一种更具语境张力,更具包容性、现实性、此在性、有限主体性底蕴的城市伦理,着力推进"此在单元""此在空间"的伦理化,对城市社会的合理化、可持续具有基础意义。     

共同富裕的指标体系构建与应用

本文以新发展阶段共同富裕的理论内涵为指导,从总体富裕、均衡水平、弱势保障三个维度入手,构建了共同富裕的评价指标体系。综合使用省级数据、地级市数据和微观调查数据,运用熵值法对我国24个省份2013至2019年间隔年份的共同富裕水平进行了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省共同富裕水平自2013年起大幅提升;2019年,浙江、江苏、吉林共同富裕水平列全国前三,河南、广西、广东三省共同富裕水平列全国末位;此外,本文对2019年各二级指标的得分排名进行分析,厘清各地区当前共同富裕的驱动因素和阻碍短板,为各省进一步推动共同富裕指明方向。     

对未成年人保护法律实施问题的再思考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在立法表达上适时地补足了法律规定的短板,回应了时代需求,但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着各利益攸关方对共同问题的认知和反思不足、缺乏周期性评估和体系的再评估制度构建、“不确定性”导致激励不足、未成年人差异化特征难以类别化应对等问题。应回应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需求,建立有利于各方主体积极参与的合作治理机制,通过循环反馈、动态调整的学习过程,建设基于共识的评估激励机制和基于多元治理网络的动态学习机制,协调各主体的合作行为,以破解未成年人权益保护与犯罪预防多元治理实施等难题。     

A Quantitative Estimate of the Dominant Position of Public Ownership in China and Trends in Its Development

以不同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经营性资产价值量作为衡量主次地位的边界标准，估算第一产业公有制与非公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并在前人估算的基础上，延伸估算第二和第三产业两种所有制的资产规模及其比重变化。结果发现：截至2012年，中国三次产业经营性总资产约为487．53万亿元，其中公有制经济的资产规模是258．39万亿元，占53％；第二、三产业非公有制经济占增加值和就业规模的比重分别为67．59％和75．20％。这表明，公有制资产仍占主体，非公有制经济贡献占优，中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充满活力，从而为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改革和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包容性增长的政治伦理意蕴和道德诉求

包容性增长倡导机会平等的增长,是执政党的政治理想。在增长观演进的过程中有着深厚的政治伦理渊源,而公正作为包容性增长的基础价值,其表现为理性价值、德性价值、人性价值的存在。权力作用方向、政治责任、政治理想共同构成包容性增长的政治伦理解读。同时,包容性增长的道德诉求必然建立在政府伦理精神的基础上,体现了政府的性善认同以及自我道德规范。     

广西农产品外贸包容性增长实证研究——基于熵值法的评价

基于熵值法评价的广西农产品外贸包容性增长实证研究表明:广西农产品外贸包容性呈现向上发展的态势,且与广西整体经济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关系,但政府对与农产品包容性增长密切相关的福利、平等、环境等因素的关心还不够。为促进广西农产品外贸可持续增长,政府及相关部门应该加大力度改善农村生活环境,加快广西现代化农业建设,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     

包容性领导的探索性研究

包容性领导的概念正在成为研究的热点，目前对包容性领导的定义，学术界没有统一的认识，基于中国文化对包容性概念的理解，梳理包容性相关学术研究、文献，通过探索性访谈研究，对包容性领导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并提出包容性领导的价值。     

国际焦点

经济论坛年会聚焦四大问题 第44届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1月22日至25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据主办方介绍，本次年会推动参会者关注“拥抱破坏性创新”、“取得包容性增长”、“满足社会新期待”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四方面问题。     

国际经济法存在与发展的新视角

在我国学界占主流地位的"大国际经济法观"认为,国际经济法是适应国际经济交往发展的现实需要产生的,其存在的独立性可以从破除传统的公法与私法二元对立的跨学科角度加以解释。除此之外,德国学者卢曼等人的"社会系统理论"其实为国际经济法的独立性提供了更深层次的社会学解释。经过三十多年,国内学界对于国际经济法的研究已呈现多元视角的繁荣局面,越来越多的研究视角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国际经济法,推动国际经济法的发展进步。在当前中国积极有为的外交新常态下,推动国际经济法的"包容性"发展,通过国际经济法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寻求共赢,并且促进发展成果惠及各国全体人民,已成为国际经济法研究新的历史使命与担当。     

“浑沌”三性——庄子“浑沌”说

根据《山海经》的记载,"浑沌"大概是远古时期即已产生的一个神话生物,但庄子在《应帝王》中通过一系列描述使其成为了一个内涵丰富而深刻的哲学语素。庄子将"浑沌"配置天地中央,隐喻了"浑沌即吾"、"我即天地",这实际上是庄子在深刻地洞察了人之主体自我充分凸显的种种不良后果之后所开出的一帖方剂。庄子认为,只有通过对于人之内涵(知)与外形的消融,以弱化主体个性的自我自大,社会与自然才能够因此而得到稍许休息和安顿。庄子以"中央"定位"浑沌",还说明了"浑沌"与作为五行之"中央"的"土"的相似性,隐喻着"浑沌"像万物生于斯而又归寂于斯的"土"一样,毕罗万物,尽然事理,具有极大的包容性。与庄子寓言中的"儵"与"忽"相系联,"浑沌"又是飘忽绵延、变幻不定的"风云"之象征,隐喻着"道"的不确定性与无限可能性,而这其实正是人类"存在"的一个基本情境。庄子的"浑沌"中所隐喻的上述内涵其实又是三位一体的,它揭示了人们在其存在情境中所应有的存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