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村落的人类学研究方法

在探讨中国社会组织原则时 ,将华南的宗族研究范式与华北的满铁研究传统结合起来 ,可以形成一条行之有效的学术实践路线 ,这就是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它所具有的学术魅力在于 :(1)方法论上 ,确立了一种将不同研究传统结合起来的研究取向 ,即追踪调查再研究模式 ;(2 )与国际汉学人类学界接轨 ;(3)考察村落社会文化变迁的原委 ,洞悉社会转型期的实质 ,对处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华北村落社会提供一场人类学个案解说     

死守南京十八天 粪桶作筏遁屠城

淞沪抗战刚结束，日军便在华中方面军司令长官松井石根指挥下进军南京。     

论抗日战争时期华北日军军事进攻重点的转移

长期以来，学术界一致认为，日本侵略者在１９３８年１０月已将军事进攻的重点由国民党的正面战场转移到共产党的敌后解放区战场。本文则指出，华北日军对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到１９４０年８月百团大战之后，华北日军才真正认识到战争的主要对手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并把军事进攻的重点指向共产党的华北敌后解放区战场。     

华北"土改"运动中的贫农团

在华北土地改革运动中,贫农团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由于贫雇农在党的阶级等级序列中的至上地位,贫农团成为“土改”期间村庄社区的最高权力组织;由于贫雇农内部的等级区分和利益争夺,贫农团又形成了狭隘、封闭的权力性格,成为村庄秩序和道德的破坏力量,并促使“土改”领导者对其加以限制和取消,贫农团也因此最终退出村庄政治舞台。     

紫竹院公园：“华北第一竹园”

“紫竹院”本是明代的一座庙宇，为“万寿寺”之下院。院后是源于玉泉山翁山泊的古河道一南长河。清乾隆年间疏通河道，整修苏州水街，因庙中供奉观音，遂改名为“紫竹禅院”。后为便于帝后在此乘船途中休憩，在院之西侧增修行宫，隶属内务部管辖。清光绪十一年重修，改名为“福荫紫竹院”。海淀区政府1992年公布其为“海淀区文物保护单位”。     

铁路与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的兴衰(1905-1937)

明清时期,华北内陆地区涌现了数量众多的工商业市镇,其发展则与交通运输密切相关。近代以来,铁路运输的作用日益凸显。作者以1905—1937年间驻马店、漯河、道口、清化、周村等重要市镇为例,通过考察铁路与其工商业发展、人口增长及街市扩展等方面的关联作用,阐明铁路对华北内陆传统工商业市镇发展及华北区域社会近代化进程的重要影响。     

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

1940年后,由于华北各根据地陆续颁布婚姻条例及妇女动员的广泛开展,以女性主动提出为特征的"妻休夫"离婚现象急剧增加。从公私两个领域和传统、革命、性别三个视阈切入,可以窥见这一婚姻变革现象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民族战争、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妻休夫"现象所呈现的婚姻自由诉求、抗战需要与乡村习俗、家庭与社会稳定需求间的颉颃,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政策,从支持"妻休夫"重新转变为以维护稳定为主的婚姻政策,以适应情与法冲突下乡村社会实态和军心稳定需要。通过跳出传统的"压迫-解放"框架,将各根据地乡村女性的存在、婚姻、情感的多重考察与乡村传统、民族战争、革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能够客观阐释战时华北各根据地女性婚姻变革及妇女解放的实态及意义。     

论民国时期华北农村迷信风俗

民国时期华北农村由于受社会文化因素、生存环境以及教育和认知水平的制约,迷信观念严重,迷信风俗盛行,迷信组织众多。这些迷信风俗尽管主要是对传统迷信风俗的遗存与继续,但在近代科学文明的冲击下,它在地域、人员、内容及功能与危害上仍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特点。     

民国时期华北乡村土地秩序的纷乱、调整与重构——以对“民国河北高等法院档案”土地纠纷类案件的分析为中心

民国时期,随着政治实力的消长,各派势力像走马灯似的纷纷粉墨登场,其政策也一直处于频繁的游移与兴废之中。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华北乡村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处于一种极度不稳定状态,而租佃制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弊端、农地的细化分割现象、农民离村多年后返村重新确认地产以及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直接导致了华北乡村土地纠纷的大量出现,这不仅折射了民国时期的土地经济实态,同时亦是华北乡村土地秩序的纷乱之源。在处理华北乡村土地纠纷、维系土地秩序的过程中,契约习惯具有重要作用,其所具有的特殊约束力不仅能使土地秩序自行调整,而且还可避免许多不必要的纷争,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维系了土地秩序的较为稳定的格局。但契约习惯并不是万能的,当其无法维系土地秩序时,要使土地秩序免于纷乱、重新达于稳定,就必须求助于法律、依靠法院来裁决,而且这种裁决常常是强制性的。实践也证明,法院裁判在强制重构土地秩序以及稳定社会秩序方面的确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

“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剿共”的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具体的抗战准备。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可细分为两个阶段,每一阶段既有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方面的抗战准备,也有思想文化方面的抗战准备,具有韬光养晦、隐秘进行,“安内攘外”、矛盾交织,依赖外援、受制于人,全面准备、持久抗战,由虚到实等特点。这一时期的抗战准备一方面为“华北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全方位的抗战准备奠定了基本的物质和精神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综合国力虚弱,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的阶级本性及其执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思想路线大大制约了这一时期抗战准备作用的发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