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道"与"开新" --试论张之洞"中体西用"思想及实践

张之洞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期中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以"儒臣"自居,却为救国在"卫道"与"开新"之间痛苦抉择:欲"卫道",必"保国";欲"保国",必"开新";而"开新",又会威胁到"卫道".张之洞在"卫道"与"开新"之间走出了一条"中体西用"之路,巧妙的融"卫道"与"开新"二者于一体.本文将简要介绍张之洞"中体西用"的产生背景和过程,并结合历史事实简要评价张之洞"中体西用"的历史进步意义与局限性,使人们对张之洞的"中体西用"有个更为全面的了解.     

一种独特的哺乳动物——大熊猫的科学发现及相关文献的人类世研究意义

在人类世问题上,气候史学界关心陆地物种的整体史信息,尝试标识自然史上的“标记”物种。谭卫道是西方自然史开拓者之一,《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记录了人类世行进期穆坪地区的物种信息,展示了一个以中国特有物种大熊猫为主的物种“沉积层”,揭示大自然在人类活动影响下处于守势的状态。近距离阅读《华中与藏东旅行日志》,主要目的并非还原历史,更无意于解决历史疑难,而是从物种整体史的角度,强调大熊猫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哺乳动物,对于深化人类世和生态环保等议题的科学讨论具有标记式价值。     

庆历革新派反佛卫道与佛儒汇通及思想史意义

北宋中期的庆历新政不仅是场政治革新运动,也是一场儒学复兴运动.以范仲淹、欧阳修为代表的革新派,在政治经济与思想领域高举复兴儒学大旗,宗经兴学,反佛卫道;在个人情感层面则认可佛教,亲近佛教,甚至援佛人儒,汇通佛儒.虽然其接受与认可是站在儒家立场上进行的,具有明显的实用性与功利性,但这对后世理学家援佛人儒,以道济儒以致形成新儒学都有积极的意义.     

朱熹《西铭》研究的三个特点

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西铭》研究在《西铭》诠释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同时也贯注了强烈的卫道意识,挺立了事亲-事天的逻辑架构,凸显了理一分殊的诠释视阈,对后世的《西铭》诠释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张之洞在晚清儒学没落过程中的卫道活动

张之洞是晚清文化转型历程中的关键性人物,其一生以“儒臣”自诩,以卫道自任,为挽救儒学的衰亡做了不懈的努力,然而其举措却恰恰加速了传统儒学的没落,如《劝学篇》“独特”的卫道思想实际上宣告了晚清儒学复兴活动的失败;他将“保国”视为“卫道”的前提,为此而大规模地兴办学习西学的专科学堂,结果客观上造成了对儒学独尊地位的极大冲击;由他主持的废除科举制度的改革则拆去了儒学的社会基础,给儒学以致命的一击.他晚年对此有所反省,并力图补救,但为时已晚.儒学的没落,卫道活动的失败对中国社会、文化来说未尝不是件幸事,但对张之洞来说则是一场悲剧,而由此反映的社会变革与文化转型的诸多问题更是发人深省.     

从顾炎武说到王国维(上)──兼论中国文化的特质

顾炎武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不是要人人挺身而出保卫国家民族,使之免于灭亡,而是要人人挺身而出保卫封建伦理纲常,使之免于沦丧。顾炎武的思想并未越出儒家思想的藩篱,其中有仁政、爱民的一面,其核心思想则是捍卫封建伦理纲常;顾炎武其人根本不是启蒙者,而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封建卫道士。王国维自沉的直接原因是殉清;后期的王国维既是封建卫道士,又是亡清的忠臣烈士。从启蒙到卫道、殉清,这就是王国维思想变迁的历程。顾炎武、王国维所卫之道,是一种将道德政治化,将政治道德化,融道德与政治为一体,以尊卑等级为基础,以礼即纲常名教为本位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为了实现中国社会及其文化由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必须高举人本主义的旗帜,彻底批判这种以礼为本位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