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的民族研究经历简析

<正>如果将1935年瑶族调查作为费孝通先生学术生命的开始,那么,直到先生逝世,其学术生命持续了将近70年。然而,费孝通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一帆风顺。由于受"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之后的"文化大革命"等政治因素的影响,他失去了23年宝贵的本来可用于学术研究的时间。所以,先生将"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开始的学术研究视为自己学术上的第二次生命(费孝通,2000)。     

船到码头再扬帆

四十二年的风风雨雨,惊涛骇浪,工作的航船已安全地停泊在终点码头上。一段艰苦而漫长的航程,我经历了开国大典的狂欢、反右斗争的惊恐、十年浩劫的煎熬、拨乱反正的扬     

1957年费孝通重建社会学的遭遇

1952年院系调整后,社会学专业被取消,社会学研究者大部分被迫改行.1956年,如何发挥知识分子积极性的问题引起国家的重视,毛泽东提出了双百方针.面对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和社会转型期大量亟待研究的社会经济问题,费孝通、吴景超等老一代社会学家启动了社会学重建运动.但是,反右运动中断了社会学重建的进程,由于被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复辟运动,参与重建运动的社会学家遭到政治上的整肃,有的甚至被划成右派分子,如费孝通,遭遇了疾风暴雨式的大批判.社会学重建的中断造成学术传承的断裂,社会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资产阶级社会科学"被认为是伪科学、反动的学科,在中国大陆被迫中断近30年.     

胡杰：寻找林昭灵魂

谈到文革中的女英雄,人们往往想起被判处死刑、切断喉管枪决的辽宁省委宣传部女干事张志新,却很少知道一个叫林昭的女士。林昭在反右运动中被捕入狱,文革中被枪杀。尽管我们有过大量的右派名人出来倾诉自己的冤屈,但林昭却不能“享有”同样的待遇。     

“具体”与“节制”:“反右”创伤记忆的自述伦理考察

1990年代以来关于"反右"这一创伤历史经验的自述,多是在"施难/受难"的逻辑框架内展开,并以悲情诉苦和对怨恨情绪的声泪控诉为主要内容,但这种叙述模式和逻辑并不能体现历史与自我反思的深度。就创伤记忆的自述来说,"反思性"这一伦理尺度要求苦难的叙述不能止于毫无节制的控诉与宣泄,还必须具体而节制。在此,具体与节制不只是技术层面的叙事要求,也是自述者应具备的一种伦理态度。     

进步的陷阱:基层反右运动的社会学解读

有一部分基层人员在反右运动中明知因"鸣放"的言论是可能成为右派的,但是依然提出一些为时局所不容的观点,最终自投罗网.这些人的动机大体上分为:社会流动模式的被引导者、制度性流动期望的受挫者、机遇性流动期望的受挫者几种情况,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当年社会流动模式的结果.     

农史学家叶笃庄经历的“反右”

叶笃庄（1914-2000）,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后以“敌特”嫌疑,被捕入狱,含冤受屈十八载。1976年特赦“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干部”,始被释放。1979年予以平反,恢复名誉。晚年以翻译达尔文著作为职事。2000年1月30日离世,享年87岁。     

反“左”与反右的辩证法

社会主义改革开放的健康发展受到“左”与右两方面的干扰．邓小平同志由此提出了反“左”与反右相结合的辩证法思想．有“左”反“左”,有右反右;同时在反“左”时警惕右,在反右时警惕“左”,坚持反“左”与反右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一。     

国内反右运动研究述评

1957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共历史上一次重大的思想整肃运动,对于它的研究,学术界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出版了一大批有影响的专著,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但也存在某些不足。     

从“双百”方针到“反右”——再论知识分子的改造

1956年“双百”方针的实施和1957年的开门整风运动都是对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继续。开门整风中解除了政治顾虑的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冲撞了被改造的底线,最终导致了“反右”运动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