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台谏对当权者腐败的监督与制约

明代政治体制内部专司监察言谏的部门（简称台谏）,对当权者的腐败,包括在皇帝怠荒政务,生活奢糜;朝廷吏治浊腐,士风颓废;横征暴敛,鲸吞民资等方面,发挥了监督与制约作用。其特点主要体现在：以统治集团的权力作为监督的中心,击中当权者腐败的要害;反腐败的斗争坚持不懈,具有一贯性;台谏队伍中不乏具有忠于朝廷、敢于谏诤、顽强抗争素质的官员。因此,台谏的反腐败斗争在明代历史发展进程中产生了重大影响     

台谏对北宋仁宗年间党争的危害

朋党之争与宋代政治息息相关，且贯穿了整个大宋王朝的政治发展史。仁宗时期的党争是宋朝第一次较大规模的党争，对后来熙、丰时期的党争产生了较大影响。两宋时期，随着中央专制主义集权的加强，监察制度也进一步发展。宋真宗时御史台与谏院合二为一的趋势逐渐形成，这使得宋朝台谏的职能远远超过了唐朝，面对党争——宋朝政局动荡的最直接反映，台谏在党争中的作用亦不能被忽视。     

论宋代台谏与文官集团的重组

台谏之横使之成为宋朝掀动政潮之地 ,而文官集团作为宋代政治的支柱 ,它们的分裂与重组 ,与台谏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从此入手进行研究 ,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 ,台谏固然使人主“不至于偏至之谗” ,但它更多的则是引发文官集团分裂的直接动因 ,也使宋朝不能长期保持其政策的一致性。其次 ,这种现象的生成 ,与宋代的政治制度有关 ,与宋代人主的人本思想及其宽容的性格有关。另外 ,言官动辄以道德苛咎别人 ,但儒家队伍必须依靠纪律的约束 ,而不是道德的力量。故而 ,台谏与事功本身却是毫无补益的。     

王安石变法与台谏

王安石变法是中国古代的一次重要改革。本文在系统考察王安石与反变法派台谏官的斗争、王安石运用台谏的措施、台谏与王安石变法的失败等具体问题的基础上，揭示了王安石变法成败与台谏的密切关系，充分肯定了王安石不避矛盾，不恤人言，大胆使台谏为变法服务的做法。     

论宋初百年台谏制度建设与士人气节及诗格变迁之关系

宋初百年台谏制度的建立与不断完善,对士人的文化心态产生了重大影响,并表现在此期诗格变迁的发展历程中。台谏制度对士人气节和士人文化风尚产生作用,是通过台谏人物的进谏主张以及重大历史事件的推行而得以实施的。北宋诗格在五代备极萧衰之后呈现出勃起高涨的局面。此期士人特别关注文、道关系等历史现象,都与台谏制度影响下的士人文化心态密切相关。     

南宋台谏“必预经筵”政治模式的形成——以董德元为线索的考察

本文选取"每除台谏,必预经筵"这种南宋特有的现象,以君相关系及士大夫政治传统的恢复为切入点,对于南宋这种政治模式的形成进行了考察。南宋政治模式的形成过程,对应着如下历史进程:南宋初期,在政权重建、军人集团林立的非常时期,秦桧借助突发事变,依靠北宋以来强大的士大夫政治传统,以强化皇权的名义,将士大夫政治一并强势恢复,在绍兴和议后稳定的大环境之下,将士大夫政治和皇权同时推向顶峰。这个过程造就了南宋初期士大夫政治选择、社会走向和思想转型的空间。这种模式,为中后期专权宰相所效法。南宋政治模式不仅在当世,对后世也有着遥隔时空的影响。南宋何以权相辈出,历来众说纷纭。本文则透过对南宋政治模式的阐释,从根柢上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岳飞冤狱与监察制度的异化

岳飞与高宗、秦桧、张俊等的政见,尤其对战和的分歧,积怨甚深,成为冤案的根源。绍兴十一年,秦桧等利用台谏,制造岳飞冤狱,主要分四步走:一、四月份解除岳飞军事实权;二、八月份免去枢密副使;三、十月份送入大理寺监狱;四、十二月份杀害岳飞等。在岳狱的形成中,台谏成为君相利益共同体下的工具,既是君主的耳目,也是宰相的鹰犬,背离了台谏纠察规谏的基本职能,是宋代台谏运作的一种特殊形式,更是台谏制度的异化。这种异化最为可怕的结局是,君相同流合污,居心叵测,手段残忍,后果悚然。这也是专制体制下台谏运作最需要注意的地方:权力合污,监察异化!可谓是传统政治智慧的妖魔。     

宋代监察体制述论

宋代的监察制度在中国古代监察史中占有重要地位 ,具有承上启下的特征。中央监察系统通过强化皇权、削弱相权和御史台权、扩大御史监察范围、精简谏官人数、扩大监察职能、御史机构与行政机构相互监督、封驳官与台谏共享监察权 ,将秦汉以来的御史纠弹百官与言官谏诤君主合二而一 ,形成台谏合一体制。在地方建立了监司与通判两级监察体制 ,使监察体制更为严密 ,并为其后的元、明、清代多层次的地方监察体制奠定了基础。     

北宋中叶诗歌政治化、议论化探源

北宋中叶诗歌的政治化、议论化是由多方面的原因促成的.其中,科举考试的改革、台谏制度的完善、崇重气节人品的风尚、疑古惑经的思潮与注重人事的精神对这种诗歌风格的形成具有直接的作用.     

元代监察官员选任制度述论

元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建立的全国统一的封建王朝,其政制虽以承继唐宋政制为基础,但也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在选任监察官员方面自然不会例外。本文着重对元代监控机制的台谏合一;宪职编制的扩大;品秩权力的提高;宪台自选权的争取;选任高层宪官偏重种姓家世,而中下层宪官则偏重才力;宪职之久任以及宪官考核、升转制度等;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与论证。对其利弊得失也作出中允的评价。这对于认识元代政制的特点以及我国历代监察制度的承继与发展的相互关系是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