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史官和史官文化浅论

我国古代史官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包含收集整理资料、记言记事、管理图籍档案、写作著述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等丰富内容,对后世影响深远。本文论述史官文化的内容和价值,对继承和发扬我国传统文化有较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左传》神怪现象分析

《左传》中神怪部分占比重很大，对此人们看法不一。或以为迷信，或以为虚妄，为信史所不载，并以为此类内容没有价值。神怪是春秋特定时代的产物，不当看作虚妄；社会大变革，不应视为迷信。写史的内在要求，也使神怪的材料有了文学的身份。     

论《左传》“天德合一”的天命观——《左传》预言的本质

本文认为,《左传》“多叙鬼神之事,预言祸福之期”现象的产生不是偶然的,而是尚未脱离神职的史官,或者说与宗教文化有千丝万缕联系的史官文化在探究天(神)人关系时的必然现象。《左传》既大讲鬼神对人的控制,又渲染道德决定人的归宿,本文通过对这一看似矛盾现象的系统分析认为,《左传》通过对鬼神预言结果的道德阐释,以高超的技巧将看似杂乱无章的神秘预言纳入到了一个“天德合一”的模式中,从而建构了一个天命控制人类历史,道德决定人的命运的完整的天命观体系;这种把天命神学纳入历史道德领域的努力,是《左传》作者为解释春秋战国之际的历史变迁而做的理论准备,这种试图以建构体系的方式阐释天人关系、历史规律的尝试也是值得肯定的。     

论《左传》中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之消长

《左传》以其张扬的理性精神,昭示着春秋时期史官文化的发展与进步,与此同时,卜筮现象的大量存在,使《左传》在一定程度上更像是巫官文化与史官文化并存的产物。本文从《左传》文本中出现的大量卜筮现象入手,分析了这一现象背后,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彼此的消长情况。《左传》中记载的卜筮现象,正说明史官文化最终覆盖了巫官文化,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基础。     

史官与官史--韩、柳的史官辩

韩愈和柳宗元关于史官问题的辩论,发生于九世纪初唐宪宗元和年间。韩、柳辩论的问题,表面看来是史官可不可作?可不可有作为?如可为,应怎么作?其实涉及史官的职责、史官的命运、史馆的建置以及史学与政治的关系等等,可谓中世纪前期近千年以编纂当代史为重心的文化体制的一次总结和回顾。正因如此,就成了中国史学的历史进程中的一道难以回避的论题。     

简论三代的史官、学校与历史教育

我国夏商西周三代时期,用文字记载的典册的不断出现,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可资依据的教材;史官制度的逐步确立,巫史职责的逐渐分野,一方面使我国丰富而连续的历史记载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则使历史教育有了比较专职的历史教师;学校教育的产生,则使历史教育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而且,"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也使史官在学校中传授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     

杜诗中的史官文化因素探析

中国古代的史官文化源远流长,影响深远。有唐一代修史成风,在此种氛围的笼罩之下,杜甫受此濡染,加之他特殊的身份,形成的史学思维、史官意识、史官品格等史官文化的要素便不可避免地反映在他的创作中,使得其诗“善陈时事,号为诗史”的性质更为凸显,也使得诗歌的艺术使命经杜甫一变而为史官文化的诗学使命。     

十六国史官制度述论

十六国时期,由于五胡君主的“正统观”和“汉化”意识,使汉晋以来史官制度得以传承。因各国民族、政治、地域情况不同,史官制度出现异变,形成复汉型、魏晋型、诸侯国型三类。魏晋型居主导地位,其兴替盛衰构成了十六国史官制度发展的主线。官方史学仍是十六国史学的主流,所撰国书主要是前代史和本朝史,国史内容很注意反映本民族的情况,这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政治倾向,亦反映了他们的民族意识,此是十六国官方史学最有特色的地方。     

“兰台”职官典故考述

兰台作为两汉重要的宫廷藏书处,既是御史中丞治事机构,又是广延学者名儒点校"秘书"和著史之所,后世秘书省、史馆等文馆职能均发端于兰台。"兰台"出典很多,一度指代御史台、史官和秘书省,笔者钩沉相关史料,试图理清兰台出典之源,呈现兰台在历史长河中之真实完整的面貌。     

“史”字蠡测

中外古今的学者对“史”一字的解释颇多，形成了诸多流派。“史”字从手持，这基本无异议，其中讨论的关键往往集中于“史”一字“中”的解释。作者在对现今流行的几个主要观点流派就行简要评述，并综合各主流观点。提出作者的观点：“史”字应为“口”与“｜”的结合，“口”意为君王的言行，“｜”为“刀笔”之意，是手执笔记录君王言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