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李嘉图笔记”与李嘉图难题——《伦敦笔记》中经济学思想实验研究

在"李嘉图笔记"中,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这是揭露资产阶级社会剥削本质的经济学入口。但是,他更关注这一正确的经济学基石为什么会越来越多地缺席于可见的近期经济学表象中。马克思发现,一旦李嘉图讨论资产阶级社会中发生的具体经济活动时,这个劳动价值论就会被悄悄遮蔽起来,商品、货币和资本与劳动本身的关系畸变为不同生产物质要素之间的对象性关系。李嘉图不能理解,资本关系不是物,而是一种支配性的生产关系。他无意间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属于资本家的这些物性对象,本质上都是过去工人劳动的产物。并且,机器和其他生产资料在新的生产过程中的运作,仍然是由活劳动推动的。这一发现必然使马克思走向自己的剩余价值理论。     

宋代笔记中的人物形象——以杨亿、晏殊、石曼卿为中心

人物是重要的笔记话题之一,不同人物的条目聚群构成了笔记中的形象聚群,其间展现出一个由笔记呈现的形象。杨亿、晏殊、石曼卿三人同属于宋初非科举出身的宋代文士,三者在笔记中的形象不尽相同:杨亿是才思敏捷、文采斐然的翰林学士,晏殊是诗坛盟主、富贵宰相,石曼卿则是嗜酒放荡的豪士。这三种笔记形象聚群只是真实人物形象的一个方面,是笔记作者在自我的立场下进行话题选择,再加以想象构成的笔记文本。这三种笔记形象体现着科举士大夫推崇的理想自我人格,与北宋仁宗朝的士风变革紧密相关。     

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保护与管理

本文对于当前革命纪念馆档案史料的保护与管理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并给出一些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供相关从业人员参考、借鉴。     

中国艺术史体例与史料关系研究

史学体例与史料紧密关联,有什么史料就有什么史学体例;反过来,史学体例也决定了选取什么史料。当今中国艺术史学的建构需要有符合自己文化史学系统与学科范畴的史学体例,依据自己的艺术史料建构史学体例,避免用西方现代思想体系和西方的史学体例代替中国文化史学系统和史学体例,也不依照"他者"体例来框选史料,这是构建中国艺术史学体例的根本。中国艺术史学的体例是在中国文化系统与艺术学理论学科范畴中建立起来的史学的体例,一旦体例确立就需要寻求新的"整合复数"史料形态的脉络与秩序,使整合复数形态的史料与史学体例之间构成互为相塑的关系,在这种互为相塑关系的结构中形成基于艺术学理论的中国艺术史学观。     

戏走三家店

三家店我虽从未驻足，更谈不上深谙其中，但脑子里对三家店并不陌生。因总想来，便读了一些关于三家店的史料。我也曾在游历琉璃渠时，站在永定河南岸，向北岸的三家店久久眺望。我深知位于永定河畔的这个古村落曾是商贾云集的繁华渡口，也是通往山西、陕西、内蒙古的商道起点。史志记载，明清时期，这里聚集了200多家商号，有“京西第一村”之称。一些文字资料披露，如今的三家店，仍然遗存着煤栈、龙王庙、白衣观音庵、关帝庙铁锚寺、山西会馆等遗迹遗址。     

论刘祁《归潜志》的史料价值

《归潜志》是记载金朝史事的重要笔记史料。该书作者刘祁在经历了金末的颠沛流离之后 ,以自己的所见所闻为依据 ,详细记述了金朝中后期的社会政局 ,深刻总结了金朝的政治得失。此外 ,该书还收录了很多金人的诗文作品 ,比较集中地反映了金朝末年的士大夫心态。《归潜志》丰富的记述内容为修撰《金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因而 ,它也赢得了许多后世史家的高度赞誉     

竖起中华民族脊梁－从刘大年的《美国侵华史》说起

六大年的《美国侵华史》在20世纪70年代产生了非常重大的社会影响，这主要是取决于其开创性、史料性和现实性。刘大年的反侵略思想不是僵化的盲目排外，而是建立在长期的理论思索与深刻的历史反思上的自觉，是一种理性的爱国主义。他反对在近代史领域美化侵略的言论，认为中国近代史归根到底是一个民族运动，是具有两个内容即近代化问题与民主独立问题的民族运动。以史为鉴，新世纪初，我们仍要继续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的强权政治。     

《唐宋史料笔记丛刊》本《铁围山丛谈》校读

蔡所撰《铁围山丛谈》 ,是宋人笔记中较有价值的一种。中华书局 1 983年出版了校点本 ,列入《唐宋史料笔记丛刊》 ,并于近年重印 ,为文史工作者提供了方便。但校点工作中尚有若干疏忽与失误。笔者对此提出了校订意见     

民国时期出版的英文《中国年鉴》及其学术意义

年鉴是工具书的重要类型之一。1924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阮湘等编的《第一回中国年鉴》。这是学界所知的中国人自编的第一部中文版《中国年鉴》。1921年英国在华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和1935年中国人自编和出版的第一部英文《中国年鉴》，在中国年鉴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研究20世纪中国年鉴的发展史，我们无法回避它们。本文试图揭开民国时期英文中国年鉴的一角，让更多的人了解它们，以凸现其珍贵的史料价值和重要的学术意义。     

从汉魏笔记小说的“实录”到唐代传奇小说的“作意”、“幻设”看小说家的创作心态的变化

汉魏六朝小说重“实录”,唐传奇则讲究“作意”、“幻设”,即重虚构。这种带有根本性质的观念变化,使得依附于史传的笔记体小说,一变而为具有虚构意义和主观创作意识的独立小说文体。在这个转变过程中,唐人“好奇”、“逞才”的心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心态促进了小说家主观创作意识的产生,使之“作意好奇”,逞其“意想”,展示其才华。因而对于小说脱离史传的附庸地位,成为具有独立意义的小说文体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