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观”究竟是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简评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史观”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名作中提出"全球史观"的概念,至今风靡一时。但是"全球史观"究竟是一史学理想,还是史学方法,却尚无定论。基于斯氏"全球史观"的概念与内涵,以及从斯氏"全球史观"引发的思考,可以认定,"全球史观"不能算作史学方法的新创造,而是传统史家一以贯之的史学理想,这个理想换了一层新衣,即史家对新千年人类普遍焦虑与迷茫的一种应对与安抚。     

试论邓小平的“唯民史观”

邓小平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伟大人格,终其一生执著追求、倡导和践行的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主导的价值观,确立并形成了具有中国共产党人鲜明特色的"唯民史观"。这既是邓小平一生价值追求的永恒目标,也是他为我们党所规定和树立的核心价值观。     

试论马克思不同时期的方法及其相互关系

马克思在不同时期使用了不同方法。青年马克思主要采用哲学批判的方法,从逻辑分析的理论高度创立唯物史观;中老年马克思主要运用经济学方法,解剖“市民社会”,使唯物史观由理论假设变成了活生生的科学;晚年马克思主要采用全球史观方法,从世界历史整体上完善唯物史观,以一切取决于历史环境为其方法论实质,解构了包括“西方中心论”和“东方中心论”在内的民族文化中心论。三种方法尽管各有侧重,但都是唯物史观“艺术整体”的有机组成部分,是马克思分析、批判资本主义时代和社会制度的三重向度     

满蒙在藏汉之间——《清史稿·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

《清史稿·德宗本纪》的"瑞洵初稿""终订底稿"和正式刊本对涉藏史事的记载,经历了较为审慎的删改过程。这些删改大体妥当,也偶有失误。清史馆同人中,满、蒙、汉各族文士均有,《德宗本纪》涉藏史事之编纂,堪称满、蒙、藏、汉四族之间的一场"史学合奏",其中体现的多元民族一统史观并非汉族文人的一厢情愿,而是清史馆内各族文士的自觉和共识。     

百年中国世界史编撰体系及其相关问题辩证

自民国元年《新教育方针》颁布,湖南宁乡人傅运森以国文编撰《东西洋史讲义》以来,中国世界史编撰体系的发展与建设已经走过了一百个年头。《东西洋史讲义》结束了国人在国文和经史领域之外的诸多学科大半采用外人译本的历史。一百年来,中国学人在不同时域有过不同的建树,为中国世界史编撰体系的发展与完善作出许多贡献。时至今日,以科学方法与近代范畴为基本要素,厘清中国世界史编撰走过的一百年的历史进程,在珍惜中国世界史研究伟大传统的基础上,努力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世界史编撰体系,不仅具有时代定义,亦有学术研究上的紧迫性。     

丹尼列夫斯基的文明形态史观理论及其价值

19世纪中期的俄国,不但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落后于西方,而且各种社会矛盾激进,这种现状催生了俄国思想界对国家未来发展道路问题的哲学思考。针对西方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进步史观丹尼列夫斯基提出了"文化—历史类型"说,他吸收了斯拉夫派的思想精髓,以文明为出发点提出了各个"文化—历史类型"在不同时空维度内的共同发展的世界历史思想,继而为俄国选择走自己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提供理论支撑。丹尼列夫斯基的"文化—历史类型"说开创了从文明角度研究历史理论的先河,其理论价值不但伴随着斯宾格勒和汤因比对文明形态史理论的丰富而日益凸显,而且在亨廷顿和森格哈斯等文明冲突论思想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     

中国古代曲史观发微

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属性,古人深知历史剧是剧不是史,曲、史自是两体。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地位,无论是创作者还是评论者,都认为曲中有史格自高,历史文化内涵和史鉴价值提高了历史剧的体格。对于历史剧的剧体创作,古人清楚知晓历史剧中有实有虚,虽有部分论者反对历史剧过分拘泥史实,但总体而言推重据史实录,显示出史官文化对历史剧创作、评论的巨大影响和古人对历史剧传播历史的承载功能的看重。     

“整体史观”与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

随着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深入,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沉沦观"和"停滞论"的学者有所减少,而论证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有所发展、农民生活水平有所提高的实证研究有所增加。但是,对于近代以来,尤其抗日战争前的华北乃至全国的农村经济发展仍存在低估倾向。其原因是缺乏整体史观的认识,未能把区域研究和全国研究结合起来,把短时段研究和长时段研究结合起来,把个别研究和综合研究结合起来。因此,当下近代中国乡村史研究,应坚持整体史观,全面看待近代中国农村经济,把农业资源优化配置作为农业发展的综合指标,对近代中国农村经济进行正确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