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子派考略

七子之名肇始于明人,弘治时即有七子之称谓,万历间已有前七子、后七子之分.明人所谓的七子,指称不一,降及清代,基本定型.七子派之称谓,由四库馆臣正式提出,并视前后七子为一大派别,涵盖以前后七子为中心的一大批文人,此为广义之七子派.至于狭义七子派,仅指前后七子各七人.     

李先芳与“后七子”公案辨诬

在明中叶第二次诗文复古运动中,李先芳参与的时间要早于李攀龙之外的其他六人,且有引介王世贞之功,可谓诗社先驱,却名不在“七子”之列,而被置于“广五子”之中。此事作为一桩公案被钱谦益等人借为攻击后七子的口实而加以渲染。事实上,所谓李先芳的被摈弃,有外部时空条件的限制:加入刑部诗社后不久即离京外放,在七子集团形成之前未参与活动;也有他自身的原因,一是诗文创作才力不逮,二是为人轻薄放浪,对诗社态度迟疑动摇,而并非李攀龙等人有意摈之。李先芳诗名藉甚却成就不高,然也有不少诗思秀发之作,亦齐鲁间一才人。     

一面文学复古运动的帅旗——评明代李攀龙《唐诗选》

李攀龙的<唐诗选>,在明代多达二百多种的唐诗选本中是影响最大的.     

积学、精思、悟入:后七子诗学理论中的创作径路与境界说阐析

检视后七子的诗学理论系统,不仅从探索创作径路的角度,主张"积学"的修习之道与"精思"的锻炼之工,并且基于追求创作理想之境的诗学立场,强调悟入这一创作主体的自觉活动,进而达成在对一种高度技巧化的诗歌语言秩序的理解与组织的基础上,工致而不失自然地表现其各自的审美体验,从不同的层面显示了诸子归至诗歌本体而格外注重艺术经营的一种价值取向.     

略论宗臣的仕隐矛盾

宗臣是明代"后七子"之一,为人正直,为官清廉,内反权奸,外抗倭寇.宗臣从嘉靖二十九年入仕到嘉靖三十九年卒官,只有短短的十年,经历了进士及第、谢病归乡、重返京师和外补福建四个阶段,期间虽取得一些政绩,但身处官场,日对豺豹,心为形役,痛苦不堪,多次表示要归隐江湖,显示了强烈的仕隐矛盾.其中缘由除了朝政腐败奸佞柄权,导致他心灰意冷之外,崇尚"乘青云,弄紫霞"的逍遥自在.力图摆脱尘世的羁绁,可能是更深层次的原因.了解这一点,有助于知人论世,对解读宗臣及其诗文会有一定的启发.     

论明七子的文化人格

明前后七子近乎“狂”、“狷”的文化人格 ,标志着他们初步迈开了向自我回归的脚步。但由于理学文化的深入影响和时局的无边黑暗 ,他们还远未达到主体真正自立、个性真正自由的境界。这使得明代文学复古在实质和走向上具有双重性 :从正面说 ,它可以寄托和安顿人们初获释放的主体精神 ;从反面说 ,它又禁锢着人们个性自由的进一步发舒。前后七子内部的文学论争 ,体现的正是这初获释放的主体精神与未曾消解的拘执理念之间的内在矛盾     

略论后七子派后期诗歌运动

万历初期 ,后七子派规模急剧膨胀 ,呈现短期中兴 ,发生界内新变。王世贞晚年学道逃禅 ,疏冷笔砚 ,推崇诗歌“性灵”。新安诗群、末五子构成派中两大新人群体 ,新安诗群之兴与徽州“商而士”世风和汪道昆的推毂关联尤为密切 ;末五子的屠隆、赵用贤追求“性灵”文学 ,其“自适己性”、“师心独运”诗观可称公安派诗论的同声前奏 ,李维桢、胡应麟虽擅长论诗 ,但保守色彩较重。后七子派随着王世贞、汪道昆的谢世走向衰落 ,复古中坚李维桢无法挽回诗歌复古运动的颓局     

明代后七子复古诗学探究

后七子是明代嘉靖至万历年间的诗文流派,以李攀龙、王世贞和谢臻的影响最大,主要继承了前七子的思想,推崇格调是他们诗学思想的共同特征,对拟古方法的研究更加细致和深入,对各种体制的创作方法和创作形式作了更加具体而丰富的阐释,修正和发展了前七子的诗学理论,将复古主义推向了新的高潮,但是他们的创作以拟古为特征,某些拟古过甚的作品陷入了为拟古而拟古的泥潭,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对后七子作不加分析的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