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阳大墓主人应是后赵石虎

有关部门宣布有六大依据确认曹操墓葬,其中最为确切的证据,就是刻有"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等铭文的八块石牌,证明墓主人就是魏武王曹操。然而,说曹操"挌虎"于史无据,不可相信。今安阳大墓出土的诸多文物,亦非曹操《遗令》中说的"敛以时服。那么,墓主人真的是曹操吗?"魏武王"会不会另有其人呢?从研究"魏武王常所用挌虎大刀"石牌入手,遍稽史书,居然有所发现,找到了安阳大墓的真正主人——后赵石虎。并就这个问题兼及"七十二疑冢"问题,提出一得之见。     

略论汉—前赵、后赵时期民族政策之嬗变

民族政策是汉——前赵、后赵政权政治制度的主要内容。这两个政权在阶级矛盾极端尖锐的情况下，对晋王室及其残余势力进行毁灭性的打击，对于被统治民族的政策则带有野蛮性和强制性的一面。但是，从这两个政权所执行的民族政策的细微差别分析，我们发现这种差别其实是匈奴、羯族走上封建化的过程，也是他们民族共同体的瓦解过程。     

后赵开凿大伾山大石佛刍论

浚县大伾山具有开凿大石佛的自然条件,而十六国时期黄河流域的动荡环境为佛教的流行创造了条件,以佛图澄为代表的异域僧人进入中原后,引起石勒等后赵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特别是后赵占领浚县后,利用所开凿的大石佛来实现中原地区思想统一的目的更体现了佛教的作用.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如果与当时的社会背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大石佛开凿也起到了群体效应的作用,使黄河流域相关的佛教造像迅速普及开来.     

略论后赵与两晋的关系

羯族是西晋时期众多弱小民族之一,西晋末年羯人石勒在匈奴汉国逐渐壮大并建立后赵.西晋时期,石勒尚处于起步发展时期,是众多反抗西晋力量之一,因加入匈奴汉国,成为推动西晋灭亡的重要力量.而在进攻西晋的战争中,其实力也在发展壮大,最终消灭西晋在北方势力.进入东晋后,后赵吞并前赵,统一北方,与东晋相对峙.双方皆有统一全国的愿望,但受实力所限及内部不和等因素的影响,都以失败告终.虽然后赵与两晋战争不断,但双方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也在稳步进行,后赵通过招抚汉人进入政权,使得后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出现明显的汉化倾向,有利于羯族的汉化,加速了后赵境内各民族的汉化与融合.     

后赵末年姚氏动向浅析

十六国时期中国北方的少数民族掀起了此起彼伏的立国高潮,西部的羌族也加入了这一潮流。特别是后赵政权的瓦解,为这个被徙关东的民族提供了良机。在流民纷纷回迁的大势中,在民族认同意识的推动下,姚氏利用各方力量,围绕立国目的展开了一系列的行动。     

邺城与北魏先公先王

北魏的烈帝翳槐和昭成帝什翼犍均曾“客居”于后起的邺城。邺城是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中心和大都会。中原地区先进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对二人都有重要影响，这可能是烈帝和昭成帝执政时颇有建树的原因之一。     

公交车上一面镜

公交车上目睹各色退休老人,博君一笑,足可玩味。赵公退休之前二十多年上下班尽是小车伺候,从来不知坐公交车有何规矩。退休之后赵公第一次乘坐公交车竟从后门上车,不料受到司机的斥责:"还有这     

浅析后赵石勒的民族政策

魏晋南北朝三百多年的时间,是我国历史上最纷乱复杂的一段历史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北方少数民族入据中原,西域各民族政权交替执政,造成了复杂的民族关系。各族统治者开始推行各自的民族政策,后赵政权的建立者石勒亦通过制定一系列积极而有效的民族政策来达到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目的。     

十六国前期正统性建构中的符号策略与政治表达——以石虎“天人之望”的营造为中心

石虎在自称大赵天王前有三年的居摄期,这与其夺位非正、人心不附有关。从"居摄"期开始,石虎利用谶文、符瑞、佛教前世因缘、祆教礼义等不同政治观念增强后赵治下不同族群、人群的政治认同。在多重政治观念中,正朔意识、大一统观念仍是他建构合法性的主要思想资源:一是将洛阳器物用于邺宫建设,沿袭汉魏晋舆服形制,继承洛阳的文教传统,并取"邺中有凤皇"的传说,将政权合法性寄托于邺城自身的神圣性上;二是在襄国、幽州、洛阳、长安营建宫殿,将宫室视作展示强权、构建统治权的场所;三是以东晋为正统性竞争的对手,臣服索头、宇文、拓跋、铁弗匈奴、仇池等势力,并策动对东晋及长期以东晋为正朔的慕容氏、前凉之战争,连横成汉中分东晋,以重构大一统来建构统治合法性。石虎营建"天人之望"的模式表明十六国初期的政治发展仍处于汉魏晋王朝的历史延长线上。包括少数民族建立政权时期的中国历史,正是在这样的整体史之中前行的。     

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

[提要]后赵君主采用了有别于皇帝称号的天王号并为十六国北朝政权所仿效,然而后赵天王体制只是君主在其统治基础薄弱情况下对皇帝制度的调整。由于建政缺乏部族基础,后赵在建构王权时较为依赖君主家庭成员,在礼仪权威上模糊彼此间的差别,但这一调整并不成功,宗室内争的反复出现迫使后赵回归传统的皇帝制度。从政权架构来看,后赵以魏晋王朝为样板,一方面沿袭吏兵配属制度、宗室出镇制度,以保证“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另一方面天王以宿卫亲军为王权的军事基础并建立内朝决策机制,以保证天王的王权专制。在后赵的政治实践中,吏兵配属、宗室出镇存在着反噬王权的发展面相,这一矛盾既根源于视宗室为一体的天王体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晋旧制。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制度传统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约束,而以魏晋为样本的政权架构则反映出后赵的中华制度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