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中西交通线路上的丰镐与咸阳

<正>虽然在中国正史的记录中,汉代外交家张骞正式开通丝绸之路的事迹被誉为"凿空"[1](《大宛列传》,P3169),但是,从新石器时代陶器器型和纹饰的特点已经可以看到早期中西文化交流的相关迹象。小麦、家马和制车技术的由来,有自西而东的线索。一些古希腊雕塑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着衣服柔细轻薄,因而有人推测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为希腊上层社会所喜好。     

酒令行千古 玉烛更奇葩

中国饮酒文化可谓源远流长。夏王朝的夏桀,曾"为酒池,可以运舟"。商王朝的纣王,曾"造酒池肉林",好为"长夜之饮"。周王朝的穆王,曾有"酒天子"之称。朝中饮酒作乐,多显奢靡之风;民间饮酒,则纯朴单纯得多。到了汉代,由于国家统一,经济繁荣,人民生活较为安定,因此饮酒之风更为盛行。西汉时的梁孝王曾邀集许多名士到梁苑喝酒,并令枚乘、路侨、韩安国等作赋助兴。韩安国因酒,赋几     

丝绸之路与汉王朝的强盛

丝绸之路的开通主要是出于汉王朝维护北部边疆的军事安全的考量,然而其繁盛却要归因于汉王朝强盛的国力。兴盛的丝绸之路带来的中西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交流大大提升了汉王朝的国力:带动了国内手工业及商业贸易的发展,促进了新思想体系的形成,丰富了人们的文化娱乐生活,强化了汉朝人的国家认同感与"强汉"意识。丝绸之路的开通也大幅度提高了汉王朝的国际地位,汉王朝发展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大帝国。     

浅论清初明季王朝“变节者”

在新旧王朝的交替中,投降的明朝封建士大夫被称之为"贰臣",是王朝的"变节者"。他们仕清并非为了苟且偷生,在内心的深处仍有对前朝的眷念。晚年他们参与了王朝的改革,在引导满洲进入高层次的汉族文明中,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是在满洲贵族眼里,这些"变节者"仍是异类,因此在朝廷中备受排挤和打压。然而我们应该结合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去考虑对他们的评价,在整体上还是应该给予肯定。     

谁来监管最高权力?--关于《康熙王朝》与《大法官》的思考

《康熙王朝》在中央电视台开播后，笔者在《中国电视报》上看到总制片人刘大印的采访记，说是《康熙王朝》“主要以康熙平三藩、除鳌拜、收复台湾、平定葛尔丹叛乱，统一全中国为线索，带出一代帝王辉煌的一生”。回味一下所看过的几场戏，笔者并没有找到丝毫“辉煌”之感，所能找到的只是“存天理、灭人欲”的天理天道对于天然合理的人欲人道的绝对征服和野蛮牺牲。印象最深的一场戏，是康熙、吴次友和苏麻拉姑的三角情爱。吴次友是康熙扮作普通士子参加大考时认下的师友，在康熙的真实身分没有公开以前，他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赢得把康熙…     

《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书》研究

本文对新疆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发现的《唐建中伍年孔目司文书》进行了释读和研究,并就唐代藩镇孔目官的设置及其职掌、“掏拓所”和“掏拓使”的性质、安史之乱后安西大都护府情况提出看法。     

唐叔虞封地考辨

西周初年晋国始祖唐叔虞始封地本是很明确的,即在今山西太原地区。这一点,从汉代开始已有定论,一直到明代,均无异说。其间虽汉司马迁、唐李泰给后人留下了一些可供"想象"的探讨空间,但总的来说,尚无过大歧异,从清代顾炎武方开了后人疑古之风。但顾说纯为一种假设推想,证据未足,后人沿袭顾说也未能有新的证据证明。班固以来唐叔虞封地晋阳说未可动摇。     

儒学的转型和文学的解构——论韩愈的思想与创作

“安史之乱”以后,唐代在思想与文学上都有一次解构潮流,而韩愈是这一潮流的重要代表。他在儒学道统中独宗孟子,其意在于以孟子的心学为起点来重铸儒学,以对抗佛学的心学,从而开辟了儒学的汉学到宋学的转型之路;韩愈的文道合一的思想也与他对儒学的重铸具有密切联系。另外,韩愈在诗文创作上虽以“复古”为口号,但实质上是解构一切旧的文体范式,以凌轹古人、创意造言为务。韩愈的解构实践和观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发生了很大的影响。     

唐蕃在洱海地区的争夺与越析诏的兴亡

越析诏诏主及主要居住者为磨些人(今纳西族的先民)。磨些部落7世纪中期进入今云南宾川一带,652年后建立越析诏。建诏之后的一段时间中,越析诏能处理好与唐蕃两大力量的关系,在唐蕃争夺洱海地区的复杂多变形势下生存发展。之后,随着吐蕃势力在洱海地区的深入,越析诏与唐王朝关系出现变化,与吐蕃关系则较为密切。失去唐王朝的信任与支持后,越析诏被善于利用唐蕃矛盾并得到唐王朝支持的南诏于8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吞并。     

男权文化语境中的隐秘心曲——唐传奇的文士情爱心理透视

唐代情爱传奇是唐代文士根据他们的情爱体验而创作出来的作品,在这些传奇中男性操纵着话语权利,自觉或不自觉地按照男权主义价值标准和审美趣味来叙事,故这些情爱传奇中深刻体现了男权语境中的文士的隐秘心曲.一方面,它折射出受传统文化影响的文士在本能欲求驱动下的色欲心理,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文士对人的灵性和至情的强烈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