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道时期的灾荒与社会

灾荒与社会紧密联系,灾荒是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通过灾荒可以揭示出特定社会的许多本质内容,而社会对灾荒也产生方方面面的影响。嘉道时期灾情严重:一是长江水患骤然加剧,二是东南各省灾害发生频次增加,三是特大灾害频发。为此,政府实行荒政,主要采取以工代赈形式,并积极鼓励民间赈济,可见这个时期救灾特征与特定的社会状况紧密关联,是特定时期社会运转状况的一个重要表征。     

我诗纪事飘云烟——梁章钜诗歌分期初探

梁章钜是清嘉道诗坛上有相当影响的诗人,迄今仍有2000多首诗歌存世.梁章钜的诗歌,除散见于唱和集,以及笔记作品之外,主要存录其四部诗集之中:<藤花吟馆试帖>二卷、<藤花吟馆诗钞>十卷、<退庵诗存>二十五卷和<退庵诗续存>八卷.梁氏之诗,内容广泛,讲求实用,且颇有"纪事诗"的特点,主无处无出处,倡以诗证史,充分体现了其个人诗作与自身经历的内在关系.其生活景遇的变化、仕途的升迁、师友之交游等等,均反映在他的诗歌创作中.依境遇变迁之顺序,梁章钜之诗作可大致划分为6个阶段:出仕之前、居京时期、外宦时期、初隐时期、复出时期、归隐时期.     

嘉道以前船山记忆和船山形象的演变及其特点

嘉道以前的船山记忆经历了一个私人记忆向官方记忆演变的过程,船山形象也随之变化。康熙年间王船山去世后,其子王敔通过刊刻船山著作、撰写船山行述,形成了对船山的私人记忆,刻画了王船山忠义节气、湛深学术的老儒形象。之后,湖广学政潘宗洛撰写了第一篇船山传记,将王船山形象提升为"前明之遗臣,我朝之贞士",使船山记忆由私人记忆开始向官方记忆转化。乾隆年间,随着清廷对晚明遗民褒诛并用政策的实施和各类文化工程的举办,船山记忆被再度筛选。王船山最终于嘉庆年间以经学家的身份进入了官方正史,并由此刺激了民间对船山记忆的全面复活,为近代船山热埋下了伏笔。     

危机中的调适:嘉道时期的关税改革

嘉道时期,清政府通过停止三年比较、确立关税盈余办法,以及分赔章程大讨论、严厉追赔办法及盈余六成以内免议处等方面的制度调整,来力图控制关税征收,减少关税欠收.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英国人明确了五口通商权利.随着国门的洞开,洋货开始大量涌入中国.在随后的执行过程中,清廷适时地调整了沿海各关的政策.简言之,嘉道时期,通过清廷的多方努力,这一时期的关税征收,从总体上来说还是相对平稳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的下降.从这一意义上说,嘉道时期的关税改革,值得肯定.     

嘉道之际福建霍乱的传入及其流行

清嘉庆末年至道光初年间，古典型霍乱在中国广泛流行，福建也是此次霍乱流行的一个重灾区。通过考察清朝福建的海外贸易，并分析嘉道年间福建霍乱流行的时间和区域，霍乱病极有可能是直接由东南亚国家经过海上贸易传入造成的，而不是通过广东传入福建。     

论清代嘉道年间的议政风尚

清代嘉庆、道光年间,龚自珍等一批忧国忧民之士大胆预示衰世,讥切时政,倡言变法.这不仅促进了当时学术风气的明显转变,对固步自封、腐朽专制的统治者也起了一定的警示作用.     

祁韵士与嘉道西北史地研究

在清代学术史的研究中,祁韵士历来被视为嘉道西北史地学的开创者,其生平著述多为人知。本文旨在分析祁韵士在学术史中意义,认为祁韵士较前人更充分地融会了此前有关西北研究的资料,为后来学者提供了研究基础;祁韵士有关著作反映着当时学术风气与治学特点,也预示着西北史地研究的未来发展方向;祁韵士作为西北史地学人形象在道光年间被发掘的史实,显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由起始到兴盛的发展过程。     

试析包世臣的“厚生”思想及实践

包世臣早年的生活和学习经历引发了他对民生的思考,清由盛转衰社会环境和民生凋敝的现实促使他更加关注民生疾苦,在他的诗、文和论著中都渗透了对民情的记录和悲悯;在深刻分析危害民生的主要原因之后,包世臣提出＂劝本厚生＂主张,并将灾民、贫民、市民以及商贩小民等都纳入其关注的对象。实践中,包世臣建议为政者,＂先察民心之所向,次验民力之所堪＂,＂培国脉而阜民生＂,并积极推动赈灾活动,在其各种改革建议中,都提出了保障民生的具体措施。     

嘉道之际域外史地学的兴起

清嘉道之际兴起的域外史地学,既是明末及清代前中期域外史地学的直接延伸,又是近代前夜中国人面对西方殖民主义来袭的一种文化反应,俞正燮、萧令裕、林则徐、梁廷柑、姚莹等一批敏感士子,多方搜求外域新知,初步突破了千百年来视外国为“夷狄蛮貊”和“儒者著书但识九州以内”的陋见陈规,打开了“外窥”世界的“一牖”,为此后的近代中国人“开眼看世界”开启了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