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家菊国家主义思想与世界教育会议

1920~1930年代,中国积极参加世界教育联合会举办的世界教育会议,充分利用这一舞台向世界推介中国教育。由于受以余家菊为代表的国家主义思想的深刻影响,在以世界主义为主宰的世界教育会议上,中国教育界人士在参加会议中的行为不免打上国家主义思想的烙印。     

对20世纪20年代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历史考察

学术界对国家主义教育学派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该学派活跃于1923-1927年,主要以余家菊、陈启天等青年党分子为骨干,以国家教育协会为核心团体,以<中华教育界>、<国家与教育>、<醒狮周报>等刊物为主要学术阵地,鼎盛时期其成员逾160多人,其有关思想及实践,对当时中国教育特别是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德国经济思想的特色及其启示

在德国经济思想史上,国家的作用一直是受到德国经济学家的重视和强调的.这对德国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也产生过不好的影响.为什么德国经济思想如此倾向于国家的作用呢?本文从德国的传统思想、德国经济学家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反思、经济发展状况、制度缺位等方面进行了探讨,分析了它对德国发展的影响,并思考了它对我国的启示.     

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之间:中国宪法上的家庭观及其转型

重思家庭在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作用,需要科学的家庭观以及与此相应的制度构造。新中国宪法史中的家庭观延续和发展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对于家庭与国家关系的文化反思与选择,将家庭改造纳入到以个体自由保障和国家能力整合为核心的现代国家建设议程中,形成了四种典型的家庭观念形态,分别是作为革命对象的家庭、象征个体自由的家庭、再政治化的家庭、个体与国家价值适度平衡的家庭。因家庭未在宪法价值体系中获得主体性地位,使得家庭观念受宪法整体价值诉求的影响,呈现为一种在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间徘徊的特征,并在部分历史时刻走向了极端,对个体、社会和国家都产生了消极影响。走出历史困境,需重建具备主体性的家庭观和制度表达,通过宪法及其相关制度平衡个体、家庭和国家的宪法关系。     

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对刘湘的评价长期以抗日战争为分野,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抗战之前刘湘被视为“反动军阀”,之后则被誉为抗日“爱国将领”的模范式人物.其实,刘湘一生的政治选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非简单的“转变”: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战时期,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观念,极力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抗日问题的选择,同样是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即在“救国”的目的之外,还希望通过抗日来抵制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而当时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升降变迁所造成的国家局势变化,是刘湘选择出川抗日背后重要的时代原因.     

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

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根源的探讨,通常遵循国家主义的认识论,即国家意志主导甚至决定了法律体系变迁的所有方面。这种认识论虽然能够较好说明改革开放初期法律体系在中国的再造,但是未能全面把握当前的复杂情况。以律师职业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为例,利用定量数据和实证方法说明国家、市场和社会对法律体系的多重动态影响,提出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理论框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法律体系变迁已逐步由国家主导的格局,演变成国家、市场、社会和法律体系之间相互直接和间接影响的格局。     

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

在新世纪人类面临的各种问题与挑战中 ,伴随全球化、全球问题而日益尖锐的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的关系问题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本文在梳理、界定全球主义与国家主义基本内涵的基础上 ,分别考察了全球主义、国家主义的历史演变与现状 ,分析了全球主义凸显的历史必然性和国家主义主导的现实合理性 ,最后提出了把握两者关系的探索性意见 ,即坚持全球主义观照下的国家主义 ,认为这是人类可能做出的最适宜的理性选择与历史定位     

"一带一路"建设的我国跨界民族参与:优势、挑战与角色定位

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广泛分布于我国边疆地区的跨界民族迎来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作为祖国参与和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力量,我国边疆跨界民族群体既拥有特殊的地缘性、亲缘性和文缘性参与优势,又面临自身维度、国内维度和国际维度问题的考验.据此,有必要秉持国家主义的价值取向对我国跨界民族服务祖...     

“反抗”与“建设”的政治正当：再度进入国家主义论域

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具体历史语境下,国家主义之“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全民政治、全民福利”,以及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政治诉求,在历史与时代的逻辑中被赋予了政治的正当性,展现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反抗”与“建设”的归依,依然可视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架构中的政治运作。其政治理论和实践形态,之于民族凝聚和民族国家的构建而言,有其合理性甚至积极性的一面。     

国家主义幸福观的心理学解析

幸福一直是西方哲学所关注的问题,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形成了一种国家主义幸福观.国家主义幸福观有其特定的哲学和心理学发展路径.弗洛伊德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赖西和弗洛姆等人对国家主义幸福观现象的内在原因从心理学层面进行了深入分析,他们的研究对解析人们的幸福渴望与极权主义国家悖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