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衡派群体的主导价值观

学衡派学术影响力很大,他们的文章多是直指新文化派的领军人物和观点。但不能简单认为,学衡派的言行是为了批评而批评。他们的思想中有着即使没有新文化派也会说出来的东西,这就是主导价值观:推进中国现代化和保留国性。他们主张尊重经验理性,尊重历史传统,与时俱进,为中国走向现代社会打下坚实基础。     

作为嗣续光大“国民性”与“国性”的文学——梁启超1915年前后文学观的转变

1915年,梁启超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中宣布将报国的方向由政治转向社会,其借改造社会以改良政治的思路与同样以该年为起点的《新青年》同人取得共鸣。但其思想中不断增强的文化民族主义因素使他修正了对"国民性"等问题的负面认识,这与后者单纯的启蒙立场分歧明显。梁氏认识的转变反映在这一年写成的三篇文学短论中。他不再将文学视作改造"国民性"的利器,而是将其作为传承光大"国民性"和"国性"的重要手段。以此他指斥当下有害于国民和"国性"的"新小说",并将文学的发展联系于本国的文化和历史。梁氏此期的认识转变预示着其投身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思想动向,其与新文化运动及文学革命主流话语的分歧也以此为开端。     

爱中华文化是中华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本质特征

中华爱国主义既孕育于中华文化之中又引领和拱立着中华文化,中华文化既确证、陶铸着中华爱国主义又为其提供丰厚的滋养。从某种意义上说,爱中华文化既是中华爱国主义的主要内容,又构成其本质特征。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国家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基础和精神基因,陶铸并拱立着中国国家的国性和国魂。只有深刻而执着地热爱中华文化,才能为中华爱国主义引续源头活水,也才能彰显中华爱国主义的特色和价值。从爱中华文化入手来增强人们的爱国主义情感,有助于认清"欲灭其国,先去其史""先侮其文"等种种"去中国化"主张的荒谬性与反动性,有助于增强国人的文化自信、精神自信和价值观自信,提振中国人的精气神,也是建构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必然选择。     

“中国文明实可谓以孔子为之代表”——梁启超国性论中的儒学观

一百余年前,在中国社会和思想界围绕孔子和儒学问题发生激烈争论的时代,梁启超能够对孔子和儒学作出比较合理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从国性:一国之能立于世界的特性;国学:国语、国教、国俗;国风:国命之兴替所攸系三方面,对梁启超的国性思想及其当代意义作一初步探讨,以丰富学术界对其孔子和儒学观的理解,并由此为人们提高坚持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之文化自主性与根基性的自觉提供一些思想史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