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的六谕诠释传统

清初顺治帝重颁明太祖的六谕，使六谕在清代获得合法性，清初地方官及理学名臣均重视以六谕行教化，延续明代诠释传统并形成了《六谕集解》等新的注解文本。康熙九年圣谕十六条颁行后，逐渐取代了六谕在乡约中的核心位置，但六谕仍以潜流的方式在族规家训等文本中存在。19世纪，六谕被重新提倡，地方官员、儒学士人以及宗教人士对六谕的兴趣被激活，在清末更出现了《宣讲拾遗》《宣讲新篇》《圣谕六训集解》等新型体裁的六谕诠释文本，脱离乡约而趋向于善书。     

清雍正时期保甲制的推广和完善

雍正年间是清代保甲制推广与完善的重要阶段。雍正二年清廷颁行《圣谕广训》,在民间深化保甲法的影响力,促进其施行。雍正四年颁行保甲法,以巩固保甲制在全国范围的统一执行,扩大了保甲法的实施范围。各种保甲特别法将保甲制的实施对象扩大到归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士绅阶层,对保甲制在全国的施行起到极大的推动与完善作用。然而雍正年间官员以保甲户口登记作为国家户口编查根本方式的提议,遭到清廷否决,保甲制在这一时期尚未成为国家户口管理的根本制度。     

清代圣谕宣讲类善书的刊刻与传播

明清时期,随着官方乡约体系的建立,圣谕宣讲逐渐成为乡约的主要内容。但是圣谕的空洞枯燥,容易使听者生厌而最终流为具文。故明中叶以降,各种注解圣谕或者辅助宣讲的版本不断出现,并自成一体,即圣谕宣讲类善书,成为清代善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一般民众教化中亦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睁眼看东方第一人：教宗英诺森四世

“历史把教宗英诺森四世推上了睁眼看东方的第一人。教宗英诺森四世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的前瞻性的贡献在于西方历史上第一次官方派遣使团出使东方的蒙古帝国，并第一次由使团携带官方正式的文件出使。尽管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这次出使却成为了中西文化交流的里程碑，中西之间的直接交流从此打开了新的篇章。     

罗汝芳乡约的良知学内涵及其社会化实践新探

明代乡约作为儒学的社会化实践方式,在良知学的影响下呈现出新的面貌。阳明学者罗汝芳订立的乡约以正面启发、唤醒人人皆有的良知为目标,借助展示良知、亲子之爱、礼乐仪式的实践方式,秉承着从容自然、平等亲切且富有内在韵律美感的原则,将儒学的引导功能和实践本怀展现出来。其约不但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既有乡约以强制手段进行道德审判、惩戒、教条灌输等问题,也兼容了乡约的自治自发与官方的圣谕宣讲,使得觉民与得君之间得以融通。罗汝芳乡约反映出儒者社会化实践的本质始终是着眼于具体真实的生命存在及其现实处境,这不但是乡约得以长久实施的内在依据,也是儒家之“仁”超越时空差异的不变内核,在当今时代仍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     

一部被湮没的岭南晚清小说《宣讲余言》

《宣讲余言》是岭南晚清民间小说家叶永言和冯智庵在宣讲圣谕的基础上编撰而成的文言小说集,小说围绕着圣谕十六条的主旨展开,广泛地反映了岭南晚清的社会现实,语言以散体为主,兼用通俗平易的骈体语言。     

儒学民间化的内在理路——以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进为轴线

“百姓日用即道”是泰州学派的基本思想和其他一切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在泰州学派思想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然而,长期以来,研究者只注意阐释王艮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而很少从整体上考察泰州学派“百姓日用即道”思想的演变过程。本文认为,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思想有一个提出、发展和推向现实的过程,并从这三方面对泰州学派的“百姓日用即道”的思想作一初步考察。     

化民成俗:明清书院与圣谕宣讲

明清时期,圣谕宣讲是基层教化的核心内容之一,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宣讲体系。书院圣谕宣讲分书院内部和书院之外的两个层面。书院内部的传播形式主要以手抄、背诵、研习、讲会等形式展开。书院之外,社会层面,书院内外圣谕宣讲并不避讳民众的参入,一些书院甚至聘专人向普通民众宣讲圣谕,并且这种传播不仅仅在于宣讲,更多地在于把以圣谕为核心的儒家正统观念范导于整个社会。宗族层面,宗族书院也多把圣谕写进族谱,对族人普及、宣传。以书院为核心,书院内外的圣谕宣讲具有普及性与通俗性结合,层次性和针对性统一,形式上具有多样性,场合上具有灵活性等特点。以书院为核心的圣谕宣讲使书院与地方社会和宗族保持高度互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使书院成为传播儒家思想文化的中心。儒家的纲常伦理规范通过圣谕宣讲以及士人引领示范、民众的参入,渗透到整个社会,成为社会整合与社会控制的坚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