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超越文化民族主义

20 0 1年 1 1月 2 1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将 2 0 0 2年作为联合国文化遗产年 (UnitedNa tionsYearforCulturalHeritage)的决议 ,这是因为2 0 0 2年是《世界遗产条约》缔约 3 0周年的时候。在《世界遗产通讯》2 0 0 2年 3 /4月号 (总第 3 4期 )上 ,刊载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总干事长松浦晃一郎的纪念文章 ,文章的开头就谈到了喀布尔博物馆 ,“在历时 2 0余年的战乱中 ,荒废的喀布尔博物馆大门上 ,数日前不知是谁贴上了这样的格言‘只有文化的生存 ,才有国家的生存 (Anationisalivewhenitscultureisalive .)’。这一具有象征…     

抗战前后刘湘的政治抉择新论

对刘湘的评价长期以抗日战争为分野,形成二元对立的状态:抗战之前刘湘被视为“反动军阀”,之后则被誉为抗日“爱国将领”的模范式人物.其实,刘湘一生的政治选择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而非简单的“转变”:不管是在军阀混战还是在抗战时期,其身上均伴随有四川军阀“统一全川”和“川人治川”的观念,极力维护自己在四川的统治地位,即便是对抗日问题的选择,同样是对于自身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综合考量,即在“救国”的目的之外,还希望通过抗日来抵制蒋介石对四川的控制.而当时国家主义与地方主义升降变迁所造成的国家局势变化,是刘湘选择出川抗日背后重要的时代原因.     

地方主义的考察——以传统制度文化为视角

地方主义是我国法治建设乃至国家建设中面临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学界多从现实利益及制度缺陷的方面分析了其原因,并从利益调整和制度建构的角度提出了对策.本文试图从历史的视野中找寻其在传统中的线索,使我们在获得了一种立足于现实的横向认识的基础上,再以立足于历史演进的纵向来认知地方主义.     

徽郡的困境:1577年徽州府人丁丝绢案中所见的地方性与国家

大约在公元1200年至1550年(即所谓的"宋—元—明转型期")之间,由于士大夫数百年的经营,徽州府士人的地方认同感极强。但是到了1570年代初,歙县有人提出自明初以来本应徽州府六县共担的"人丁丝绢"一直是由歙县独自承担,请求当局对此作出公正处理。由此引发一场歙县和徽州府其他五县之间的对抗,最终在1577年发生群体性抗议活动和暴力冲突,颠覆了阖府认同。在各级官府的干预下,人丁丝绢事件以皆大欢喜的方式收场,作为地方行政体系中一单位的、由王朝国家所定义的徽州又得到彰显。徽州府人丁丝绢事件揭示了中国帝制后期地方主义的几个重要特点。第一,地方认同可以同时在几个规模层面的"地方"(主要是府或县)上生成,这也就使得"乡邦"的概念在地理上很模糊,最终在所有规模层面上都削弱了"乡邦"的政治号召力。第二,"乡邦"在地理上的模糊性的背后,是虽然时有伸缩,但从来定义明确的国家权力。第三,地方认同在规模上的可变性同时也造成其作为政治力量的不可捉摸性。人丁丝绢事件也清楚地显示,徽州阖府认同从未被赋予过独立的、不可化约的政治价值。如果它对朝廷无害,能为乡人带来好处,则它就可以长盛不衰。但是如果这些条件消失,它就有可能遭到上来自国家、下来自各县的挑战,很快崩塌,并丧失对徽州作为"地方"的定义权,将其让渡给在政治权力和合法性地位两方面都比它强大得多的朝廷。在这个意义上,徽州府的人丁丝绢案极好地展示了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帝国内部的"地方"在意识形态上的贫困。由于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明显分离,地方士大夫很难像西欧的地方精英一样要求地方自有的权力和尊严,士大夫的地方主义只能在国家划定的框架内运作。在帝制时代晚期的中国,离开国家而想象地方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人类学知识的“后殖民”争论中的信仰、科学主义、地方主义及模仿:以尼泊尔的人类学为例

西方人类学最初建立于一定数量的公设之上(实证主义、客观主义、原始主义等等),这些公设在几百年间占据主导地位,用于证明人类学研究社会的各种特质(宗教的、传统的等等)。针对西方中心     

论美国政府的区域经济开发政策(1961-1981年)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美国区域经济开发的高潮。在黑人民权运动等群众运动推动下,美国政府实施了两类区域经济开发政策,即全国性的《公共工程与经济开发法》和针对特定地区的《阿巴拉契亚地区开发法》,二者的目标任务、政策举措、开发成效均不尽相同。以建设开发公路等基础设施为基础,以培育经济增长中心为核心的区域开发政策取得了一些成效,但美国地方主义把区域开发政策变成一场政治博弈与利益争夺战,远未实现预期目标。     

试论直系军阀的泛地方主义

直系军阀的地方主义不是典型的、单纯的省区主义，省区籍贯只是形成直系地方主义的充分条件而非必要条件。这种泛地方主义是地方主义概念外延的扩展，其实质没有变化。它既是直系军阀维系其内部团结的凝聚力，也是其操纵国家政权的工具，同时也反映了省区与省区、省区与中央的利害关系。     

地方主义与阎锡山治晋

地方主义是民国时期比较突出的一种政治思潮和社会存在 ,它的历史作用很难用非此即彼的简单结论来概括 ,必须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具体地进行分析。对阎锡山的地方主义的评价亦应如此。在那个动荡混乱和外敌入侵的特殊年代 ,在中央政府无力对全国实行全面的统治和管理 ,无力在全国进行经济建设的情况下 ,阎锡山从地方主义的思想出发 ,经营和建设山西的所作所为 ,其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     

加拿大西部诸省的省内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

省内建设和经济多样化运动 ,是加拿大西部地方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它不同于以前西部反对国家政策 ,争取平等权利的各种反抗运动 ,而是一种全新的 ,扩张型的地方主义 ,它所追求的是西部独立的发展权利。它不仅标志着西部地方主义跃上了一个新的台阶 ,而且随着经济势力的增强 ,西部在与中央斗争中表现出更多的独立性 ,出现了要求独立的西部分裂主义呼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