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庄园的兴起及其文化意蕴

西汉以自耕农为主体的经济结构到东汉以庄园为主体经济结构的转变 ,客观上形成了汉晋之际社会思潮变迁的重要依托。作为新兴的相对独立的社会经济单位 ,东汉庄园对士大夫的精神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不仅使一部分士人从原有的大一统思想和依附地位中剥离出来 ,而且发展出了较为独立的群体性格、个体人格、思维方式和兴趣取向     

梁启超为什么能推动近代小说的发展

晚清的小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这一繁荣与当时的城市发展市民人口的增长并不同步,而是由梁启超发动的小说界革命所推动的。梁启超的努力适应了当时小说家安身立命的需要,他们自觉响应梁启超,政治小说成为当时小说的核心。梁启超的小说观念适应了士大夫文学观念的需要,他们抛弃了鄙视小说的看法,参与到小说的创作和阅读中来,他们对梁启超的认同,大大扩大了小说的市场,帮助小说繁荣。     

孙皓时期皇权的强化及其与儒学朝臣冲突的加剧——孙吴后期政治史研究之二

252年孙权去世,孙吴皇权一度旁落。孙皓继位后,清除权臣,政由己出,一度整肃朝政,颇得赞誉。不过,作为孙吴末代专制君主,孙皓地位稳固后,努力强化皇权,主要表现为重用佞幸小人,加强对儒学朝臣的监察,迁徙都城,甚至无端地兴师北伐以搏取声望。在生活上,孙皓则荒淫奢靡,并无稳定社会、增强国力、体恤百姓的愿望与举措,引起了儒学士大夫的激烈抗争。对士大夫社会的清议之士,孙皓多有杀戮之举。士大夫社会的疏离,动摇了孙吴统治的基础。     

清初广陵词人群体考论

广陵词人群体是开启清词繁荣局面的一个重要作家群体,但迄今为止学界对它尚缺乏基本的研究和准确的文学史定位。广陵词人群体是清代顺治末至康熙初年特定地域(扬州)词学活动引来的一次词人群体聚合,其领袖人物是短期到扬州任推官的文坛盟主王渔洋,引来大批文人在扬州聚集的是这样两项词学活动:社集酬唱与合操选政。这两项活动聚集了四类词人:1、扬州土生土长的词人;2、以外籍而长期流寓扬州或终老于扬州的词人;3、短期游宦或居留扬州、参加过王渔洋等人组织的词学活动的外地词人;4、扬州外围与王渔洋等人有诗词往来的一批词人。这个由四重人员组成的群体,阵容十分庞大,其中里籍、生平和作品尚可考见的就有90多人。本文考述了这90多人的生平和作品,并论证了:广陵词人群体只是一个结构松散、活动时间不长且其成员的艺术宗尚并不一致的作家聚合体,而不是一个文学流派;但正是这种群体性质决定了它具有一般地域性流派所缺少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正是这种开放性与包容性促成了清词中兴的第一个高潮的到来。     

浅谈文人画的渊源

论述了文人画发展的轨迹,归纳出文人画的发展规律及特点,以及各个朝代文人画发展的原因.对文人画对水墨艺术发展的贡献,以及所谓的新文人画及在中国的发展也进行了评述.     

论词的传播方式对词人创作热情的刺激

词一向被看作花间尊前侑酒佐欢的工具,主要功能是“娱宾遣兴”,其最主要的传播媒介是歌馆酒楼、席间尊前的歌妓口头传唱。歌妓“乞词”于词人,词人“赠词”于歌妓,不仅使词作得以保留、流传,也刺激了词人的创作热情。再者,作为词之传播主体的歌妓是词人审美观照的主要对象,女色的参与,对词人的创作也是一种刺激。词中大量的对歌妓曼妙无比的歌喉与仪态万方的姿容,甚至她们的发髻、纤足、小手、指甲等的描写,即是明证。     

宋代君臣讲论《尚书》考

宋代士大夫坚持"示人主以轨范"的《尚书》观,推崇《尚书》的皇帝教育意义,并针对时弊援引、阐释《尚书》,提出皇帝治国理政必须秉持的原则和应当采取的措施,以经典和圣人的名义规范时君的行为.有些皇帝也认同"轨范"之说,或自觉而勤勉地听讲、阅读《尚书》,或借助《尚书》昭示效法圣王的决心.此外,《尚书》在宋代还被视作为臣的楷模.皇帝通过御赐、引释《尚书》等方式勉励大臣效法上古贤臣,积极劝谏、辅佐君主.皇帝和士大夫不断回溯《尚书》中唐虞三代的政治场景,由文本给予的共同回忆努力构建共同的价值,增进彼此认同,并支撑自身的合法性,共享经典文本的权威.     

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

明代士大夫能够认可商人、商业的社会功用,肯定经商治生满足家计的合理需求与资国通货的正当价值。还有士大夫从“尽心”视角出发,着眼于商人在裨益社会人生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主张四民“异业同道”,阐发“义利相通”理念。他们以是否践行社会“公义”作为考量商人道德事功的尺度,尤为看重其理财经世才能。此外,一些士大夫鉴于商品经济过度膨胀导致的不良后果,对弃农趋末、竞财嗜利等不良世风亦提出严厉批评。总的来说,明代士大夫的“商人-商业”观表达出他们试图协调农商混合经济使之与帝制体系相适共生、互洽并荣的思想倾向,这种态度也是合乎中国帝制农商社会常态发展逻辑的体现。     

闺阁、青楼场域差异影响下的文学传播与接受——以明代女性词人为例

摘要:闺阁与青楼本身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场域,其中的行动者自有差别.闺阁、青楼场域的资本积累模式影响了其中女性的文学传播接受活动.启蒙教育、场域文化积累、文学传播情况均使闺阁女性有更多接受文学的机会,同时也承担更多的文学传播义务.而青楼女性的文学接受滞阻更为严重,且对场域的文学传播不发生太大作用.闺阁、青楼女性有相似的文学传播观念,她们较前代女性都有积极传播的意识.但青楼女性更多是为积累文化资本以为稻粱谋,闺阁场域的文学传播观念则相对纯粹.     

宋朝的科举入仕与官场底线

中国科举制度的黄金时代是在宋朝,因为不仅规模之大、制度之严远过于前代,而且影响之大也最为突出,特别是还没有产生明清时期过多钳制思想的消极作用。两宋三百多年间,宰执大臣几乎都出自科举背景者。宋朝科举出身的文官士大夫在政坛居于绝对统治的地位,成为官员队伍的主体,而门荫出身者与军队武将的影响力微乎其微,由此造就了突出的文治的时代特征。既然宋朝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理想,文官们大都来自读书人,他们有足够的文化知识,懂得儒学的道德价值观,又熟悉"苛政猛于虎"的道理,出口成章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耳濡目染的是"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的理念,那么是否就以改良社会为己任,并把持住自己的良知底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