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方志书写中的权力关系——以正德《姑苏志》的修纂为中心

明弘治至隆庆的80年间,苏州地区府州县成型方志修纂处于宋元以来的高峰期,以丁忧、致仕官员领衔的居乡士绅掌握了书写各自属地方志的优先权。吴宽、王鏊等九位来自吴县、长洲的在地士绅,凭借各自仕宦经历、科举功名、本人或家族的交游网络成为正德《姑苏志》的书写者,拥有将私人书写转化为地方公共书写的便利,但化私为公的程度有限,更主要地体现了他们接续前贤为地方存史的目的,以及带有个人色彩的地方文化表达。     

明清之际福建士绅的海岛移民及其生活样态

明末隆武政权垮台后,在福建沿海地区诞生了一批特殊的移民群体,主要由来自漳州府、泉州府等地的福建士绅组成,在地缘与时局因素的影响下,他们向厦门、金门等海岛移民。由于政治参与活动不一,他们在群体构成上较为复杂,且受战事影响,颠沛流离、贫苦困顿是他们的基本生活样态。但由于地缘相近,这些福建士绅在移民前的亲友关系得以延续,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忠义"为核心的新的交游网络,进而形成颇具特色的移民文化。     

故国已远：两宋之际一位陕西地方士绅的自处与处世

靖康之变后,当宋的势力遭金人驱逐,北方领土日渐沦丧之际,依旧留在故土的人群面对王朝易代,所呈现出的生活与心理状态各有不同。这直接影响了他们对“故国”“新邦”的态度,也反映在行为与抉择之上。《故河南郡封公墓志铭》提供了一个两宋之际陕西蒲城县地方士绅封舣在易代前后个人的生命故事,通过观察不难发现,易代之际与个人抉择紧密相关的是个人的经历与眼界,但在“故国”视角的叙事模式下,更倾向于从“忠义”“变节”的角度去阐释个人的行为。这不但易于忽略个体生命丰富的层面与内涵,也影响了人们对真实历史的理解。     

传统中国社会结构下士绅精英的权威演化与基层治理逻辑

回溯传统士绅精英在国家基层治理中的功能及其分流、异化到势微的过程,有助于理解今日乡村精英嵌入基层治理面临的问题。传统中国的国家权威从文化意义和意识形态方面对民间社会进行整合,而地方体制通过对民间社会的直接管辖发挥着实际影响而确立权威,两种权威在整个社会的政治运行中处于一种微妙的互动关系,这其中,士绅阶层作为重要的变量承担着诸多治理责任,政权对地方民众的公信力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的公信力。晚清在内忧外患中采用了捐官、保举等权宜之计,这些举措迅速分化了士绅精英,最终导致其在20世纪初的国家政权建设运动下逐渐消亡。     

从乡绅到中农

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一般论者认为,乡土社会即使有过士绅,随着近代国家的建构和当代国家对乡村的长驱直入,他们也消失殆尽。 但是一些对乡村精英研究的缺陷是被去领土化视角下的政治观念史所左右。 在此前提下,一些政治观念的长期影响遮蔽了具体时空下的实况。 本文与上述研究的路径不同,以地势民族志方式,研究乡村领导和社会秩序。 基于最近 60 余年的地方历史,本文试图勾勒出从乡绅到中农,甚至到 21 世纪自然村社会中隐然延续的结构。 论文将探索在 60 余年间,国家通过政治 / 组织路线,对血缘 / 地缘的村落社会进行重新编织的基础上,自然村 / 村民小组及其领导人对于基层政治生活和社区维系的重要性。     

独力与协作：试论清代陕西士绅与地方公共工程的营建

视地方公共事务为职责的士绅或独力、或官绅合作、或绅民合作,为清朝陕西地方社会的道路桥梁、水利工程、城墙堡寨等公共工程的兴建做出了重要贡献。无论是以哪种模式,他们不仅在资金筹措方面或独捐、或带头倡捐,而且在实际的营建中起发挥主导作用,极大促进了清代陕西地方社会交通、农业等的发展。     

辛亥前后的浙东士绅与兴学活动

浙东地区素来文化发达,人才辈出,这与它历史上注重教育有很大的关系.清末国势衰危,改革呼声日高,为培养人才,各地纷纷开办新式学堂,其中以地方士绅举办的民立学堂占多数.此文分析了辛亥前后浙东士绅阶层的转变与兴学活动及其影响.     

清末少数民族地区田赋征收与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以四川会理屯粮征收为中心的考察

四川凉山州会理是一个多民族县。在四川会理档案馆保存的大量晚清绅民互控档案中,众多反映因屯粮征收而引起纠纷的案例,向我们展示了乡村社会权力关系变动图景。下层士绅、催粮总催、普通民众在抗粮不纳纠纷中所采取的策略、州官审断抗粮不纳纠纷的原则与取向,显示了晚清下层士绅在介入地方公共事务的过程中,自身权力的来源已发生变化,但其权力并未明显上升,仍然受到官和民的制约。尽管如此,这一变化仍然对地方社会权力关系的变化产生了影响。     

清代地方财政与水域救生事业的转型——以岳州救生局为例

受地方财政影响,清代洞庭湖区的水域救济事业变化明显。顺康时期朝廷有心无钱;雍乾时期中央拨款拯溺;嘉道时期转交地方办理;咸丰年间短暂停办;同治后设岳州救生官局以专理洞庭湖水域救济事业。岳州救生局为善举长存,以劝捐、发典生息、厘金、罚款、盐票、田租等多种方式筹集救生经费。经费筹措的艰难,也使岳州救生局运作管理方式发生转型。加之,湘军崛起后,湖南士绅力量庞大且有充裕资本,地方事务须官绅配合方得成效。洞庭湖水域救生事业从清前中期的官办向与绅共管转变,运作架构日趋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