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与冲突──从文化学看中西方审美情趣的差异

本文试图将中西方审美情趣模式化，从比较文化学的角度考察两者的巨大差异，解说形成两种模式的深刻原因。作者认为两种审美情趣存在着许多互补性，但从中国艺术发展的背景上来思考，则尤其应注重采摄西方文化中强调冲突的阳刚之气，以滋补我们阴柔中和的审美文化。     

隐匿的悲凉——浅析《倾城之恋》的悲剧性

张爱玲的作品大都是以悲剧收场。可是她的《倾城之恋》似乎有个大团圆的结局。但仔细分析文本,我们就会看到在这个看似美好的结局中隐匿着无尽的悲凉。书中男女主人公处心积虑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男要爱情,女求物质。本文将试从与金钱紧紧纠缠在一起的婚姻关系角度出发来分析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宿命。     

小汤圆，大团圆

有句俗话说得好：“正月十五闹元宵，”每逢这一天，家家户户都团圆在一起，做汤圆，吃汤圆，好不热闹。     

如何才能激活赵树理——赵树理诞辰100周年纪念

想要激活赵树理,使其成为当前“三农文学”创作的精神资源,需要摆脱政治与文学、民间文学传统与五四新文学传统、赵树理艺术手法与现代性对立的研究思路。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认识赵树理在当代生活中的价值和意义。     

“胜利大团圆”与十七年小说的战争叙事——以王愿坚的《亲人》为例证

“胜利大团圆”是十七年小说中普遍采用的一种叙事模式。作为这种叙事模式的一个范例,《亲人》的 战争叙事以集团利益替代个人利益、以阶级爱替代血缘情,通过个体的牺牲而使“胜利大团圆”成为可能。《亲人》 的战争叙事模式体现了特定的文化语境对小说创作的深刻影响。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大团圆结局的文化意蕴

大团圆式的结局是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比较普遍的现象。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曾说:“中国文学最缺乏的是悲剧的观点。无论是小说,是戏剧,总是一个美满的团圆。”叙事文学大团圆的结局,在唐代已近成风气,再至宋元明清,繁荣空前。大团圆结局的作品,一般都是先悲后喜,以喜悦欢乐的气氛冲淡或消除作品的压抑悲愤的氛围。作品中的正面人物,往往是历经磨难而终得到令人安慰的结局,反面人物在猖獗横行之后,遭到应有的惩罚,即好人得好报,恶人遭恶报。这是调和主义在文学上的运用。这种“调和”的特性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阴阳五行说”和…     

元代婚恋剧的尚情倾向

元代婚恋剧是元杂剧创作的一种。元代婚恋剧在主题倾向上表现出鲜明的特征,即出现了推崇爱情,把爱情作为婚姻爱情基础的倾向,简单地说,就是尚情倾向。这种推崇爱情,把爱情作为婚姻爱情基础的倾向同当时的社会现实和文学自身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并对明代文学创作的大团圆结局有深刻影响,直接启迪了明代汤显祖“情至”观的提出。     

大团圆三基础论

大团圆作为我国的一种典型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是中华民族独特的自然、社会、历史和文化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概而言之,中原地区封闭的环境、季节分明的气候条件和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成为大团圆的环境经济基础,为大团圆的形成提供了哲学观: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反动统治者的残酷统治和劳动人民的苦难现实,是大团圆形成的社会政治基础,它使大团圆具有了高度统一的内在精神和强大的外部制约力量;而我国人民传统的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和审美理想等则成为大团圆的文化心理基础,它是大团圆历久不衰的催化剂和温床。尽管三者在社会结构中分属于不同的层次,但是对大团圆的形成都有着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大团圆时代的新特点

本文从主题学的角度,对负心婚变母题在明代戏曲中的具体表现作出剖析,阐明其总体由宋元悲剧向划一的大团圆喜剧结局转化的特征及其社会历史原因。     

从《窦娥冤》的双重结构看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

《窦娥冤》《桃花扇》等剧具有双重结构,中国古代大多数悲剧作品的悲剧性和深层结构具有很多的共性,其“悲剧原型”是各个悲剧的深层主题,它在不同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具有约定性的语义联想。中国古代的悲剧意识是由既定的信念与现实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所引起的,中国古代悲剧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悲剧。文章从此出发,讨论了中国古代悲剧意识的相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