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达赖喇嘛奏事权探析

清末,十三世达赖喇嘛土登嘉措趁入京觐见的机会向中央政府提出直接向皇帝奏事权的请求,清朝政府依照惯例未予同意。本文据所掌握的历史档案史料,对这一问题的处理过程进行简要分析研究。     

关于《史记》的两处标点

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史记》,觉有两处标点值得商榷。 其一,《秦始皇本纪》:“七月丙寅,始皇崩于沙丘平台。丞相斯为上崩在外,恐诸公子及天下有变,乃秘之,不发丧。棺载辒辌车中,故幸宦者参乘,所至上食。     

金代奏事制度初探

金代的奏事制度是在吸收借鉴辽宋旧制的基础上,根据现实政治需要进行改革后的结果。这套制度初步颁行于熙宗时期,世宗时日臻完善。在此制度下,皇帝每日在前殿听取宰臣及御史等奏事官汇报军国要务,侍卫、谏官及修起居注官等作为陪奏官亦参与其中。在前殿听政之外,金朝皇帝为了防止言路壅蔽,又通过内殿召对、请对与转对等手段,使更多的官员获得奏事资格,由此扩大了君主的信息渠道。金代的奏事制度具有承上启下的重要意义,其制定的前殿奏事班次、侍卫与近侍陪奏制度以及下跪奏事之仪皆被元朝所继承,并对后世朝会仪制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

宋代以来,科道官员能否风闻奏事是一项重要的政治权力,也是历朝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禁之则言路闭塞,纵之则使科道常常成为党争的急先锋.清朝定鼎后,历顺、康、雍、乾几朝,这个问题一再成为政治生活中的焦点.顺治朝开禁,康熙朝初期严禁,后虽反复讨论犹未开禁,及至康熙中期皇、储矛盾日渐尖锐时,风闻奏事之禁终得复开.雍正朝又以奏折制度日渐成熟,一度严禁风闻奏事.乾隆朝虽无明令禁止,但奏劾无据者常受谴责惩处.由是,皇帝如何把握分寸,既让科道敢言敢为,又避免他们在政治斗争中党同伐异,科道权力如何盈缩变化,风闻奏事为何时开时禁,成为反映清代政治斗争、政治制度演变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洞悉宋明以来权力格局变化走向的关键落脚点.     

古代对秘书的要求高

历代统治者都清楚＂秘书＂工作的重要性,因此,他们都很重视秘书人才的选择,并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只是不同朝代的选择标准不尽相同。周代至秦汉,史官兼任秘书工作延续不断。秦汉时期,对于从事秘书工作的史官要求较高,能够背诵籍书（古文字）9000字以上的才能当史官。     

历史上的官员管理:清代官员的“年终密考”制

清朝管理官员,除三年对外官一次"大计"和对京官一次"京察",以及履职引见、年终陈述等外,还有一项特殊的制度——密考。此制源于康熙时期的密折奏事,正式实行于乾隆朝,一直使用至清朝灭亡。由于考语清单是在每年年终奏报,所以密考也被称作"年终密考"。这一重要的官员管理制度,因其机密性,并不载于公开的《大清会典》和《吏部则例》等国家大典之中。那么,这项制度是怎样形成和演变的,曾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我们今天该怎么评价这一制度呢?由于密折的制度化,密考也由     

“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生成

南宋建立之初,重建了不同层级官员的言事渠道,但受动荡政局、恶劣政情、臣僚自身利益考量的影响,言路未能取得应有之功效。在绍兴末秦桧去世、金欲败盟的局势背景下,王十朋等“五贤”利用转对纵论和战、国政。由于奏事内容切直,助推了主和“国是”的改变、朝廷人事的调整,故而此事在当时颇受瞩目。不过,“五贤奏事”之于南宋言路转变意义的完全确立,也与士大夫舆论的集体塑造密不可分。事件作为庶官言事议政伦理的典型实践,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振起言路颓风的作用,改善了言路的实然状况。同样重要的是,对于南宋士大夫而言,事件具备超越具体时空的德性价值,提升了他们对言路的应然期待。上述变化形塑了南宋的言路语境,其造就的奏事流行模式、理想标准,规范着此后臣僚的言事行为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