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出妻”说及相关问题

历代学者多认为孔子"出妻",儒家不重视婚姻家庭,这严重影响了人们对孔子生活实际的认识,甚至导致人们对孔子的学说产生怀疑。实际上,《礼记》、《仪礼》、《孔子家语》等典籍的相关记载,并没有所谓孔子"出妻"之事说,所谓"孔氏三世出妻说"、"四世出妻说"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儒家十分重视婚姻家庭的和睦对治理社会的重要作用。     

从沉默到爆发 从压抑到释放——对谭恩美《灶神之妻》的女性主义批评解读

美国华裔文学经过一百多年的成长和发展,逐渐形成了日益繁荣的局面,其中以谭恩美为代表的华裔女作家的作品也为美国华裔文学的丰富多彩增添了绚烂的一笔。本文试图以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解读谭恩美的代表作之一——《灶神之妻》,浅析该作品中突显的中国传统女性和华裔女性移民如何打破称奇形成的沉默和隔阂,敞开心扉,成为彼此生活和心灵上的依靠和支柱。     

水浒戏中的搽旦与《水浒传》中的女性形象

元杂剧中的搽旦表演与净角行当关系密切.现存元代水浒戏<同乐院燕青博鱼>、<黑旋风双献功>、<大妇小妻还牢末>中的搽旦脚色,对<水浒传>中一类女性形象的塑造有着重要影响.小说中女性形象与水浒戏搽旦的关联主要在于表现技巧与叙事态度的沿袭.但相对于戏曲中类型化的脚色表演,小说对于女性形象的塑造已经朝个性化方向稍稍前进了一些.     

传统、革命与性别:华北根据地“妻休夫”现象评析(1941—1949)

1940年后,由于华北各根据地陆续颁布婚姻条例及妇女动员的广泛开展,以女性主动提出为特征的"妻休夫"离婚现象急剧增加。从公私两个领域和传统、革命、性别三个视阈切入,可以窥见这一婚姻变革现象的曲折过程及其与民族战争、政治变革、性别解放等相互纠缠的复杂关系。"妻休夫"现象所呈现的婚姻自由诉求、抗战需要与乡村习俗、家庭与社会稳定需求间的颉颃,使各地中共政权在实际操作中陆续调整女性婚姻政策,从支持"妻休夫"重新转变为以维护稳定为主的婚姻政策,以适应情与法冲突下乡村社会实态和军心稳定需要。通过跳出传统的"压迫-解放"框架,将各根据地乡村女性的存在、婚姻、情感的多重考察与乡村传统、民族战争、革命的时代背景相结合,能够客观阐释战时华北各根据地女性婚姻变革及妇女解放的实态及意义。     

规范与失范——清代平民家庭夫妻冲突问题研究

中国文化从家庭出发,认可的两性关系就是夫妻关系。古代的礼教、国法、家法族规无一不重视规范这一家庭核心关系。在此规范体系下,虽然"夫主妇从"型和谐夫妻关系是理想的古代夫妻关系,但是暴力冲突型的夫妻关系也在平民家庭中占有相当的比重,而形成这一失范的夫妻关系的原因同样也要从上述规范中去寻找,规范与失范的夫妻关系共同构成了古代家庭的生活的实态。     

反东方主义的中国形象建构——《我的幸运脸蛋》与《灶神之妻》的对比研究

比较华裔美国新作家翟梅莉的《我的幸运脸蛋》(1997)和华裔美国知名作家谭恩美的《灶神之妻》(1991)可以看出:翟梅莉颠覆了谭恩美东方主义式的中国书写模式,力图解构刻板化的中国"他者"形象,建构与西方平等的积极的中国形象。谭恩美采用"异国情调"式的叙事方式在小说中一味描写静止落后的旧中国,刻画令人同情的中国女性和邪恶的中国男性形象。而翟梅莉则采用"存在主义"式的叙事方式尽力向读者展现蓬勃发展、充满活力的当代中国,塑造正面的中国女性形象和非刻板化的男性形象。     

论北朝社会上层的妾

北朝时期,在异民族和异文化碰撞交融的过程中,妾的地位与命运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孝文帝迁都前,妾似婢妓,地位卑贱;孝文帝迁都后,妾的地位复常,并能够与夫、妻抗礼。出现如此反差的主要原因在于妻妾之礼在北朝的废阙与恢复。孝文帝迁都前,妻妾之礼废阙,庶子类于佣奴,使妾扩增子嗣的功能变得微乎其微,遂沦落到几乎与婢妓无异的境地;孝文帝迁都后,推行礼制改革,太和十九年(495)重新确立聘娶为妻,否则为妾的原则,这使传统的妻妾礼制得以重新确立,但传统的妻妾礼俗却一时难以回归。     

敦煌放妻书浅议

敦煌出土的十世纪左右的离婚契约,多称作"放妻书"。该类文书的写作主体,文本形式是以是第三方站在男性角度,以男性为主体进行的半官方写作,但是其中所反映的从妇婚婚姻形式、夫妻离异原因等可以看到唐代妇女地位之高是这个封建时代少有的。     

从妻居婚仪及相关问题研究——以敦煌文献为中心

本文主要依据敦煌文献兼用其他资料对从妻居进行了系统研究,认为歧视性赘婿始于有偿婚特别是聘娶婚确立后;通过对从妻居发展脉络的梳理,归纳出其发展特色;通过对比分析敦煌文献P.2646号 P.3284号《张敖书仪》与S.1725号《大唐吉凶书仪》,揭示了从妻居不同于从夫居的婚仪特点;并对冥婚中的从妻居现象进行了探讨,指出其乃现实中从妻居现象的反映。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之流变及其文化意蕴

清代以前，狐妻故事的流变情形光怪陆离。涂山神话作为最早的原型，对故事的影响力远不及稍晚的纯狐传说，后者艳邪的理念诱发出“狐妻害夫败家”的主流情节。随着士人文化逐渐发达，文人情趣的介入更为故事增添了新的风雅元素。故事丰厚的发展实绩里蕴藏着时代性的民俗与性别文化，其得失正为后代的同类者提供了重要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