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亿不信” ：信息“ 缺场” 的信任选择———论孔子的信任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常识来说,信任的前提必须是对信任对象的信息有所了解,那么对象的信息,包括品格、身份、名誉等将成为信任的条件。但是,现代开放社会中面临的更多是一种陌生人之间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的交往通常面对的都是对象道德品格信息的"缺场",而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习惯于对信任的"不选择"或不作为,这就导致了现代社会巨大的信任危机。而在现代社会中,却存在着其他形式的信任,即基于专门知识、体制和一种所谓商业精神的信任,这些信任虽然可以允许对象信息的缺场,但是其信任的根基却是规则或契约信息的完全"在场",而非对主体本身的信任。孔子曾提出"不逆诈,不亿不信"的原则,即不随意臆测他人是否相信自己的待人原则,这恰恰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信任品质,这种无条件的信任的风险和风险的担当诚然需要社会正义来支撑,但这种作为道德的信任上升为一种当代社会的伦理精神却是必要而迫切的。     

朱熹和孟子解读舜之“怨慕”的不同逻辑

对于舜之“怨慕”,朱熹作出了不同于孟子的解读。这是基于心学、理学内在逻辑的不同。孟子作为私学之儒,和孔子一样,是主张士君子的阳刚人格的,并且从性向善的人性论出发,协调义与利、公与私的关系,而以君臣父子关系都属对待关系;依此,将舜之“怨慕”解读为舜对父母的既怨又慕。朱熹则作为官学之儒,以所谓“气质之性”协调理学先驱荀子的性向恶论,以二歧化思维把天地之性、天理绝对化,以公去私,视君臣父子关系则为下对上的绝对服从关系;依此解读,舜之“怨”只能是自怨。     

正义原则与平等自由主义

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动荡之后，人们了解到作为当时西方社会根本基础之一的自由主义并不足以成为完美无缺的意识形态，它所强调的普遍有效性是可以进行质疑的。罗尔斯在此基础上提出公平的正义理论以对自由主义作出修正，这个有关公正或者说是正义的理论，着眼于处理分配公正的问题，并着重强调两大正义原则以及其优先性，从而建立起平等的自由主义。同时本文根据罗尔斯所立足的“平等”与社群主义做出比较。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疏证

《孟子》"天下之言性也"章对孟子"人性论"的理解非常重要,但此章历来难解,而前两句尤为难解。难解的根源,在于段落独立、词义不明。"故"、"利"二字,众说纷纭,前贤注解已多不同,近人又援引郭店楚简等新材料来解释"故"、"利"二字,遂使文意更为繁复不清。本文联系孟子的"人性论"思想,取用《孟子》材料,以《孟子》证《孟子》,证明"故"字在此应解释为"已然之迹"。在此基础上,探讨孟子思想中"人性论"、"智者穿凿"、"禹之行水"之间的关系,提出笔者对本章的见解,以就教于方家。     

古汉语同义词的认定方法

古汉语同义词有自己的独特性，其研究方法和研究手段与现代汉语的不完全相同。确定词的同义关系的依据只能是词在语言运用中的实际情况。古汉语专书同义词的认定方法应采用“双重印证法”。这种方法的根本点是：（一）从经典文献原文中找依据，确定专书语词同义关系的最直接、最可靠的依据是专书原文。（二）利用训诂材料对从经典文献原文中考察出的同义词进行验证。     

简说李觏

李觏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尤其注重平民教育。他想要改革北宋的朝政，因为他未得机会进入仕途，所以无法实行自己的改革主张。胡适说李觏是王安石思想先驱，理由不充分。说曾巩是李觏的学生也无史料依据。关于李觏对孟子的非议，却反映了李觏对孟子的特殊看法。     

孔孟治史态度之比较

孔子的治史态度是严谨的、科学的 ,孟子在治史方面却过于主观化、片面化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不同的修史原则 ,对待史料的不同态度 ,历史评价的不同标准。孔孟不同的历史观、身份和经历 ,是二人治史态度差异的重要原因。     

试论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

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分配正义观是建立在仁礼正义论基础之上的,它主要以礼义差等作为正义的分配原则。     

见义不为现象的法律救治

见义勇为立法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规定社会和国家对见义勇为者权益的救济和保护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作者认为对见义勇为者的权益实行法律保护是救治当前道德冷漠现象的一剂良方,是与现实需要紧密结合的法律规范。它的制定与实施又进一步充实了法律的正义精神,是法律价值的全面体现。但在现阶段我国还不具备相应的历史与现实条件用法律强制的手段推行见义勇为的道德行为。     

论经济法形式理性的优先性

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形式理性优先在经济法语境中的要求表现为规则和程序优先。经济法形式理性的正当性来自于经济法事实与目标的不可预测性、实质理性目标的可证伪性、实质理性的不可操作性三个方面。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是关于经济法适用的一般性原则 ,是法治理念与原则的具体化 ,是平衡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基本要求 ,但经济法形式理性优先也有其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