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州古代刻书述略

徐州从明代始有刻书活动,清代则续成其事。其中,官府所刻主要为方志,对徐州地方志的编写和流传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私家所刻多为诗文集,几位重要作家把自己的作品刻梓以传;书坊刻书仅有零星记载,刻书的商品意识不强。徐州古代刻书虽不及江南发达,但是对于促进当地的藏书和读书文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是徐州古代文化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以曾巩与苏轼的见解为例

宋代,佛教与官府财政的关系是时人颇为关注的问题。许多有识之士纷纷提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曾巩与苏轼即为其中的典型代表。曾巩的挤压见解与苏轼利用佛教生财的主张,表面看似对立,但二人的主旨却是一致的,即通过对佛教资源的再分配,解决政府的财政危机。当然这一紧一松,与二人的性格和仕途经历有密切关系。曾巩的处事严谨与苏轼的放达宽容,曾巩的任职京师、编修史籍与苏轼的任职地方州府首长的经历,形成鲜明对照。     

重在深学细研 贵在自觉践行

古人云：＂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重在深学细研,贵在自觉践行,努力做到知行合一,真知善行。公务员管理部门在学习和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讲话精神中,必须先学先知先行,为广大公务员做好表率、树好形象。学在高处。     

仁慈的飞镖

康熙年间,汉中府柳林镇一带盗贼猖獗,官府曾派人捉拿,无奈盗贼个个身手不凡。师爷献计策,说秦岭深处有一位高僧,飞镖耍得出神入化,必定能将盗贼全部缉获。官府便备上厚礼,派人去请。高僧年事已高,决定派一名得力的徒弟下山去处理这件事。第二天,高僧举行了飞镖大赛。靶子是一个     

简论三代的史官、学校与历史教育

我国夏商西周三代时期,用文字记载的典册的不断出现,为历史教育提供了可资依据的教材;史官制度的逐步确立,巫史职责的逐渐分野,一方面使我国丰富而连续的历史记载不断出现,另一方面则使历史教育有了比较专职的历史教师;学校教育的产生,则使历史教育成为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而且,"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教育体制,也使史官在学校中传授历史知识、进行历史教育成为一种经常性的活动。     

徽州村落文书的形成——以《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抄本二种为例

公私收藏的<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后简称<乡局记>)抄本二种是探讨徽州村落文书形成的动态过程的珍稀文献.根据对两种抄本的作者、内容异同及其史件价值的具体考证,<乡局记>是程氏管理上溪源村落的实用手册,它详细记录了上溪源村落的社会组织、山林经济、佃仆制度等诸多方面的内容,对于了解清代前期徽州基层社会的生活实态,具有特殊的史料价值.在徽州,对村落文书的抄誊辑录,除了留底以备后用之外,村落文书的保存,也是为了进一步编纂村志做准备.从这一层意义来看,<新安上溪源程氏乡局记>之编纂,具有准村志的性质.在适当的情况下,村落文书也常供官府修纂县志时采辑之用.     

吏人起源于官府贱民略证

关于吏人阶层的起源问题,现有的几种解释都不是很周全,特别是从官制角度把吏人视为人为压制的结果,这与唐宋之际身份解放的大潮流相违背,显然不合情理.有种种证据显示,吏人的前身应该是官府贱民,这些人在隋唐时期开始加入日渐卑冗的吏职,并可能通过流外制度升入官员行列.唐宋之际,这些人的身份也一样得到很大解放,宋朝对吏人的种种压制措施实际上并没有压低他们的地位,只是取消了他们通过流品制度升入士流的机会.     

"尊贤"与"使民",《论语》的人才观

人才是管理之宝,有好的人才是治理好一个国家或管理好一个组织重要的要素.孔子亦高度的重视人才的重要性,然而在孔子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学在官府"的时代.因此,孔子才创办了"私学",使平民获得了受教育的机会,为社会培养一批优秀的人才.     

告地策的行文格式与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秦代官府文书和汉代告地策的行文格式的对比,认为所谓告地策的行文程式,实际上是秦代官府文书的一种照搬。如果按照这种官府文书的行文程式来检讨那些被认为是告地策的材料,我们可以发现,真正的告地策都是出土于湖北江陵一带,而且一共也就5块而已。     

元代行省制起源与演化述论

金行尚书省和蒙古国燕京等处三断事官，是元行省制的两个直接来源。元世祖朝，临时处理军政事务的行省和半固定化行省分别沿用金行尚书省和蒙古国燕京断事官二模式，同时又服务于特定的政治军事需要。世祖末成宗初，随着大规模征服战争的结束，无行省逐步过渡为地方最高官府体制。固定化、半固定化行省的普遍设置，确定的辖区范围，宰执衔撤销和群官负责制的形成，兼领军民和不定期迁调，乃是完成此种过渡的四个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