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意识形态、人情、学理：在三根底线上笔走龙蛇——读周立波《1959－1961散文特写选·序言》

周立波负责选编了《1959～1961散文特写选》,在其长篇《序言》中,他睿智地兼顾了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坛人情,表现了不凡的学理底蕴。这是一篇精彩耐读的序文,细读并研究它,是周立波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有助于了解当年的文坛风气。     

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建构的过程性研究:一个整合性框架

梳理村落空间及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研究路径、理念和趋向,在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过程转向"和新人文地理"文化转向"中回溯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建构的学理基础以及现实因素,构建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空间过程演变与反思的整合性框架,有助于引导少数民族特色村寨建设实践。     

有关丝绸之路研究中若干学理问题的探究

随着共建"一带一路"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学界关于丝绸之路的研究亦方兴未艾,其中尚有若干学理方面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和再认识。这些问题主要是:关于"前丝绸之路"时期,丝绸之路的"本质"是什么,长安、洛阳以东的广大地区亦是丝绸之路所经的重要区段,兰州在丝绸路上重要地位的再认识,天水在丝绸路上重要地位及区位优势的剖析,关于周穆王的西游及其路线。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征稿启事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是由教育部主管、清华大学主办的学术性刊物,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为CN10–1350/D,中文,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办刊宗旨为:坚持正确的办刊方向和舆论导向,反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前沿、热点问题、权威观点、名家言论,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学理支撑和工作指导,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国内外传播提供载体和平台。     

20世纪30年代大学课程中的马克思主义

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课程已经大规模进入大学讲坛。直接以马克思主义命名、以完整面目出现的并不多见,大部分是分散寄身于社会主义史、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进化史、哲学史等名目之下。这一现象与1930年代马克思主义席卷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背景密切相关。在当时政治环境不利的情况下,马克思主义能顽强地存在于大学课程中,为当下马克思主义教育提供了两点启示:一是应强化马克思主义课程的学理性;二是应继续发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功能。     

法定证据种类的解释视角反思——以刑事诉讼为中心的分析

法定证据种类的传统解释应当受到质疑。传统解释选择了一种“大诉讼”场域的解释视角,将证据保全资料与被保全的证据视为同一证据种类。这种观点模糊了不同证据种类之间的逻辑界限,导致人证类证据难以确定,助长了刑事审判证据运用的书面化、电子化现象,并使当事人一方形成的证据保全资料无法取得证据资格。要想突破传统解释面临的困境,必须将解释的视角转向审判场域,在修正证据种类概念的基础上,重新界定证据保全资料的证据种类与证据地位。     

论余秋雨散文的学术品位

面对学术传播低效的困境,余秋雨试图把自己的学术思考通过散文传播到大众层面,把学理融于世俗。他的散文具有一定的学术品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选题原创、宏大,具有较高的文化学术价值;第二,立论高远、新颖而且颇具理性思辨的学术品位;第三,表述具有学术论文的文本特色。余秋雨的文体实验和学术突围一举成功,打破了学术成果曲高和寡、束之高阁的状态,对学术的平民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后殖民主义批评在中国的讨论热点追踪及其探析

当前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提出了许多令人关注的问题,人们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莫衷一是,众说纷纭。学术界这种强烈的问题意识,是促进学科发展的良好契机。南昌大学中文系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的硕士研究生教学工作,在重视基础理论与基本知识的同时,也经常围绕着学术界的争论开展各种形式的学术讨论。青年学子针对学术前沿的争议各抒己见。这里发表的一组笔谈,都是令学术界殚思竭虑的问题。作者们发表的看法,显示了他们至为珍贵的探索热情。《比较文学:为什么总会发生危机?》一文不仅认同了这种危机现象,而且指出这种危机在欧美大陆学界同样存在,是一种"国际性灾害"。对比较文学的学理依据缺乏深刻的认识,文学积淀浅薄,文化研究泛滥,是危机的根源。如何走出危机呢?作者提出加强差异研究的主张,并且对比较文学的学科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文化全球化"是一种悖论》一文从文化的特性出发,论述了"文化全球化"只不过是一个虚拟的现实;并提醒世人不能忽视全球化过程中的文化渗透和价值变迁等后果。作者主张发扬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加强与异域文化的交流,来防止文化渗透,达到相互理解。《雏议流散写作中的文化身份》一文,通过流散写作这个个案,探讨了文化传统的顽固性本质和认同异域文化的艰巨性。制约流散     

关于习近平学习思想研究的若干思考

党的十八大前后,习近平同志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学习问题的重要论述,这些论述继承了重视学习这一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同时,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提出许多新思想。习近平同志关于学习的思想具有整体实践性,可划分为立身做人、治国理政、制度机制和方法途径三大逻辑层面。从形成个因和历史条件、理论品质、思想来源、作用场域、地位和贡献等方面深入研究习近平同志学习思想,对于消除党内学习存在的积弊,丰富发展党的学习理论,加强学习型政党建设,促进全民学习,建设书香社会均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政治思想史“接着讲”的两种路向——以梁漱溟、牟宗三为例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照着讲”与“接着讲”的不同取向。前者的学术史取向与后者的“思想”史取向相当不同。但“接着讲”也有不同的取向：有“批判”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研究进路;也有肯定的“接着讲”,主要体现为现代新儒家的研究进路。聚焦后者,按中国“知行”高度相关的思想结构特征,各偏一方的两种研究路径展现出来：像梁漱溟那样,他接着中国政治思想史而创造性讲出来的思想,直接导向中国的现代政治实践;对牟宗三而言,他“接着讲”中国政治思想史,重点落在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现代学科主题建构上。两者的偏好不同,分别指向中国儒家传统政治思想的“理论”与“实践”端点,但共同结构起儒家式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