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北江蛮彭氏及其族属考辨

宋代北江蛮是南方古代少数民族的重要一支.北江蛮彭氏为"蛮酋"大族历来是学界所热议的主题.北江蛮的族属源流问题虽在争论中出现"彭氏江西说""彭氏土著说"等诸多说法,但北江蛮彭氏应是"土著"与汉人等融合的结果.北江蛮彭氏在地理分布上为忠顺、龙赐、溶州、高州等十八处羁縻州,而非正史所载二十余处.同时,北江蛮彭氏世系记载存在诸多错误,例如自允殊至仕羲乃四世而非五世等谬讹.     

宋代官员回避制度研究

宋代是官员回避制度的成熟时期。宋代回避制度对官员有着严格的限制,从官员科举入仕到任职期间的人事调动和任免等都给予了明确规定,其具体内容表现在以下六个方面。一是科举回避。宋仁宗时期,科举回避制度得到发展;南宋时期,明确规定参加科举考试之人要回避在当地为官的亲属等人,而且对各地的解额也做出了严格规定,完善了回避制度;宋孝宗时正式将科举回避的规定写入省试条法之内。二是籍贯回避。宋太宗时期,下诏登记官员户籍,开始实行籍贯回避制度;宋真宗时期,针对特殊的地域状况,放松了对官员任官籍贯的限制;宋神宗时期,规定不得任用本地人为官,以免出现割据作乱的情况;南宋时期,为解决大批南迁官员的人事任用问题,重申籍贯回避制度。三是亲属回避。宋真宗时期,规定经略安抚司和监司等官,在同一个地方任官者须避亲。宋朝荐举人才时,也须回避亲属。四是同年回避。宋朝建立之初,司法案件的检查、勘验者与审判者,如果是科举同年的关系,需要回避。宋真宗时期,朝廷又规定:司法官员只须回避同年同科者,同年不同科者不在回避的范围之内;随后,又取消了既是同年又是同科及第官员互相回避的规定。五是司法回避。宋神宗时期,回避制度的范围有所扩大,实行了司法回避,南宋时期司法回避得到了严格的执行。六是同僚不和回避。宋神宗时期,同僚不和也在回避的范围之内。宋朝官员回避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地方势力的发展,加强了中央集权,对澄清吏治和减少腐败也起到一定作用,但由于受到皇权和权臣的影响,其执行难以尽善尽美,也没有改变宋代吏治腐败混乱的局面。宋代官员回避制度对今天的人事任职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以史为鉴,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以发挥回避制度的积极作用。     

竹文化对宋代文人画的影响

竹文化在中国具有丰富的内涵,中国的文人墨客、士大夫对竹子情有独钟。在长期的文化活动中,竹子的生长特征被拟人化,竹子的精神进而升华至道德、精神层面,并逐渐形成了特有的“竹文化”。文章拟从竹子对宋代文人思想的影响来论证竹子对宋代文人画的重要影响,文章以文同画竹为例进行分析。     

浅析宋代息讼观下的民事调处

宋代民事诉讼中,受到"息讼"思想的影响,审判官们往往把"息讼"作为司法审判的价值取向和终极目标。调处成为息讼的主要手段,可为今日构建中国法治之路所借鉴。     

论宋代禁毁道学图书

宋代是我国禁书史上的重要时期 ,禁书类型多样 ,其中 ,道学图书之禁是能充分反映时代特征的重要禁书类型之一。宋代禁止道学图书主要在北宋末、南宋初和南宋后期三个时期。考察其背景、原因和始末 ,可以明显看出宋代禁道学书与当时的政治斗争紧密相连 ,因党争而引起党禁 ,因党禁而引发书禁 ,禁书与禁学合而为一 ,这是宋代道学图书之禁最显著的特点。此外禁道学书与道学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影响也密切相关。不过就禁书的最终结果而言 ,禁书并未被彻底禁绝 ,但它确实对道学在宋代的发展和传播构成了重大的影响     

宋代为人母的民事法律地位

由于父权、夫权的强化,封建礼教的束缚以及社会风气的日趋保守,宋代女性的财产权和人身权逐渐减少.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孝母、尊母极为提倡,因此"为人母"的女性,尤其是寡母在家庭中地位较高,享有一定的财产权和人身权.     

试论后村的写景诗

后村的写景诗是一个不断渐进的过程,首先是接受王维、姚贾和四灵的过程;其次是接受韩愈、孟郊等人的过程;最后是一个熔铸议论,超越写景的过程。后村写景诗的特点首先是直书所见,绝无“滑溜机械”的缺点;其次,后村出游时对古人的碑帖和题诗尤为感兴趣,总是一目十行地诵读或者长时间地把玩。因此,后村的山水诗充满了浓郁的文化色彩。     

论明末知识分子文化人格的转型

晚明时期的文化变动是五四新文化运动重要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一变动的核心是晚明士人自我意识的转变和文化人格的转型,其社会基础是明中叶之后日益高涨的市民文化运动,其思想基础则是阳明心学的崛起。晚明士人的文化人格突出表现为“狂”、“隐”两种类型。它为当时的文化变革所注入的精神资源是个性意识的觉醒。     

论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的萌芽、形成及发展

两汉时期，天下一统，社会安定，在这种社会形势下，士人们普遍失去了像先秦士人那样，为帝王之师、延说诸侯、建取功业的机会。于是部分士人逐渐产生出一定程度上疏离政治，安于著述，关注个体生命、自由、情感等心态，这些心态可称之为文人化心态。两汉士人文人化心态在西汉初、中期开始萌芽，到西汉后期的扬雄那里走上成熟．而在东汉前中期的班固、崔骃、张衡等人那里达到高潮，之后便愈演愈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