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溪堂刻本《书经》考述

剑溪堂刻本《书经》为近年在徽州地区发现的一种《尚书》新版本。根据其书口、版式、字体、用纸、内封面以及避讳等情况综合判断,该书刊行于明神宗万历年间,与北图藏元明间宗文书堂刻本《书集传音释六卷》同出一个版本系统。它的出现对于认识《书经》乃至整个《尚书》的流变史有其重要意义。在蔡沈集传《书经》普遍流行六册、七册线装本的情况下,三册毛装本无疑还具有较强的版本认识价值。     

从刘整叛宋论南宋的"打算法"及其末期的军政危机

为了探讨南宋末期的军政危机,通过深入梳理这一时期历史文献的方法,认为:就南宋末年的大背景而言,景定年间贾似道所推行的"打算法"是挽救南宋中央财政危机和加强对地方的控制的措施,反映了地方和中央之间的矛盾关系,更深层则是南宋的驭将政策和制度模式.南宋末 期军制的变化使得军权下移,而中央和地方在财政上的矛盾则进一步加剧,二者的尖锐对立导致刘整叛宋.     

黑水城文献《资治通鉴纲目》残页考辨

藏于俄国、编号为TK316,藏于内蒙古、编号为F6:W 36的黑水城汉文刻本残页,均系南宋朱熹所编纂的《资治通鉴纲目》。两件藏品只具纲目,不附后人《发明》、《书法》、《集览》等内容,保存了早期《资治通鉴纲目》的原貌。两件藏品版本特征极为相似,但纸质不同,当属不同版本或者同一版本的不同印刷。根据避讳情况判断,其中TK316应当是南宋刻本。     

乡镇何去何从

农业税取消后，乡镇能否因此而走出，目前的困境?下一步乡镇改革的走向是什么?一时间，“乡镇何去何从”再次成为社会各界强烈关往的焦点问题。为此，本刊特邀湖北省委政研室副主任宋亚平教授、华中帅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徐勇教授、华中师范大学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项继权教授、著名三农问题专家何开荫研究员，就农业税全免之后的乡镇改革等问题，进行了一次对话。     

春秋时期郑、宋、卫世族政治的历史变迁

春秋时期，郑、宋、卫三国基本上是因循旧制，任用公族执政。但由于历史传统、现实国情不同，三国的世族政治亦表现出了不同的特色。郑国世族形成较晚，“七穆”兴起后，郑国形成了卿大夫执政制，诸卿互相制衡、联合执政，使郑国国内保持了相对的稳定。宋国政治的特点是君权较强，政权下移较缓，君权在与卿权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直至春秋末期，宋国政权才完全落入“戴氏”的手中。卫国在春秋早期社会矛盾的焦点是公室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春秋中叶，卫国的世族势力壮大，公室与卿大夫之间的矛盾开始激化。春秋晚期，卫国君位争夺与君卿斗争互相交织，内乱频仍。南氏乘机崛起，并在战国时夺取了政权。尽管春秋时期郑、宋、卫的政治各具特色，但其总的发展趋势是相同的，即经过公室与世族、世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列国最终均出现了“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的政治局面。     

略论黎简的宗宋倾向及对宋诗派的影响

乾嘉时期的岭南诗人黎简,对道咸年间的宋诗派产生过不为众人知晓的影响。黎简在创作实践上宗法宋诗,其有关创作主张又与宋诗派理论的基本精神近似,这就是他间接影响宋诗派的前提。他通过自身与江浙诗人之间的交叉作用,最终使这种影响成为现实。他上承秀水派的钱载、下启其后贤钱仪吉等。通过这种流派的承传,黎简与宋诗派之间的关联得以发生与凸现,因此,黎简在这一诗体发展演变过程中的这种穿针引线的作用理应得到我们的体认与重视。     

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

由于秀州本、明州本以“善同某注”的替代形式删除了部分李善注,导致尤刻本误以为明州本、赣州本的部分五臣注即为李善注,这是尤刻本以明州本、赣州本少数五臣注代替其底本李善注的客观原因。尤刻本明显的增注倾向使尤刻本在其底本李善注与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之间进行选择时往往选择文字较丰满的明州本、赣州本李善注,这是尤刻本少数作品李善注实为明州本、赣州本五臣注的主观原因。虽然这类例子不多,但它们是尤刻本李善注研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独特现象。尤刻本与北宋监本关系密切,所以,尤刻本李善注多可与北宋监本李善注相互对应。尤刻本部分李善注因无对应的北宋监本与秀州本李善注,它们是否为北宋监本李善注无考。     

《梦陔堂文说》的学术价值及其版本等问题

《梦陔堂文说》是黄承吉晚年的一部力作,在赋学、经学、史学、天文历算等领域具有学术价值。书中所论皆因学术史上富有争议的赋家扬雄而展开,作者重视事件发生的原生态文化环境,论述上形成了重视道之体用,并善于从声音训诂角度追本探源的独特风格。目前文献所记《梦陔堂文说》版本主要有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清道光十一年刻本、清道光中刊咸丰元年印本三种情况。我们认为现存《梦陔堂文说》底本为清道光二十一年刻本,有重印本,而清道光十一年刻本之说有误。《梦陔堂文说》刊刻完成部分约占其手稿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当时著名学者刘文淇、刘宝楠、罗士琳等参与了校订工作,这部书是清代学者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     

柳如是与宋徵舆、陈子龙关系新证

陈寅恪先生所著《柳如是别传》对柳如是与松江名士的交谊考证甚为详备,但也有待发之覆:陈子龙、宋徵舆、李待问等名士是否曾同在柳如是处宴乐?李雯之《与卧子书》究竟作于何年?《柳如之轶事》所载杨宋爱情之内容是否属实?柳如是与宋辕文是否同庚?这四个问题表面上各自独立,实际上是有着内在联系的:解决第一个问题同解决第二个问题的关键均是考订陈子龙与宋徵舆何时定交;厘清第三个问题与第四个问题才能较全面地重现柳如是与宋徵舆的情路历程;第一个问题和第三个问题的提出均源自对《质直谈耳》所载故事之真实性的怀疑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能对《柳如是别传》有所补充和修正的。     

没有历史的诗学——钱锺书的宋诗研究及其诗学观念的变异

钱锺书依托西方近代以来文学本位的观念,构建起其有异于中国传统诗学精神的诗歌评价标准。藉此标准,钱锺书对以宋诗为代表的中国古代诗歌的评价呈现出与传统不同的阐释路径,但现代诗学观念给他提供新的评判可能的同时,却也因此观念无视诗之"背境"、固守文本而不及历史,而有损其阐释实践的有效性。钱锺书诗学观念的反历史气质,使之重构了传统诗、史关系,他将历史置诸文学视域内进行观察,历史因之被赋予审美的特质而失其所是。这种近乎审美本质主义的做法,使得钱锺书对围绕在诗、史关系周边的传统诗学观念发生了误解、无视乃至反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