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古镇和一个家族

正新宁县一渡水镇山清水秀,历史悠久,形成的文物古迹繁多,著名的有西村坊古民居群、廻溪桥、三渡水牌楼、二渡水石拱桥、一渡水翠峰桥、颜家老屋等百年以上的古建筑。这些古迹,代表着一渡水地区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先人留给所有新宁人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很有意思的是,这些保留下来的文物古迹无不与西村坊李氏家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渡水镇在清朝时称为北乡,民国时期为西喉乡,因东西有两条溪水在翠峰岭下汇合,俗称小溪。据《李     

宋代理学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主持人的话(张金岭):宋代理学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关于宋代理学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其是非功过皆可做大文章。在当今"国学热"的情势下,我们加强对宋代理学的研究是自然之事。正如西哲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宋代理学的当代研究和考量,都是源自关于中国文化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探寻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发扬光大的可能性,也即何者当存?何者当废?何者又要发扬光大?何者需要加以扬弃?而今全球化的潮流大浪淘沙,民族性的东西能否经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世界格局中守住自我的根基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地更新发展,是中国人需要破解的根本课题,也是关涉中华民族文化存在价值的大问题。在此思考中,重估宋代理学就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与宋代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宋代理学的许多东西已经内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潜意识,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学术界、思想界不可不深思之,时常检讨之。这里刊出的四篇论文就是围绕宋代理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及传统的现代转型进行的深入讨论。因此,站在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上,抱着返本开新的态度,对宋代理学价值进行重估,是有意义的。固然,我们并不奢望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期望以此促进宋代理学研究。     

古韵悠悠邵新道

正沿着"几"字形的邵新公路从邵阳去新化,汽车一会儿在山腰间盘桓,一会儿在山谷间穿行。窗外时而群峰高耸,云遮雾绕,时而谷地平坦,稻田青青。沿着这条高等级的现代公路,我们不时可以看到路边一段一段几米来宽的青石板路的影子,像一条旧练绕行在公路附近,那就是邵新古道。古代,从邵阳经新化至湘西、四川、贵州等地有两条通     

返本开新 重估宋代理学（笔谈）——论程朱理学对中国历史演进图式的认识

在宋代理学思潮勃兴之后,"理"成为哲学上的最高范畴,作为宇宙本体的"理",是天、地、人、物赖以存在的根据,是超时空而永存的终极本体,但这个终级本体并非孤独地形上实存,而是落实于形下之气,与形下之气相互发明、相互支撑的最高实体.理、气关系构成了理学逻辑结构的主体框架.     

宋理宗朝前期宰相李宗勉事迹考 论

李宗勉早年长期在两浙西路基层任官,后于宋理宗朝嘉熙年间入朝为相,宋理宗朝前期为南宋、金、蒙古三方政权鼎力、交替之际。李宗勉意识到了蒙古的崛起对南宋的威胁,在此背景下李宗勉的主要事迹均与御蒙有关。针对山东红袄军在南宋、蒙古之间的时纳时叛,李宗勉认为山东红袄军并非忠义,实为盗贼,在南宋一方并不可靠,切并不可招抚并加以利用。针对端平年间决议收复三京之役,李宗勉并不赞同草率出兵,主张应积极防御。在对蒙作战准备充分、充分了解蒙古作战意图之后,再行收复;对于收复三京之役失败后宋蒙战争全面爆发,朝中准备与蒙古议和的主和派逐渐占据上风。李宗勉并不赞同史嵩之等主和派的议和主张,李宗勉认为蒙古的意图并不是与南宋讲和,应加强江淮、四川一线的防御,防备蒙古大举南下攻宋。李宗勉的御蒙对策部分被宋理宗所采纳,有益于稳定宋理宗朝前期政局。     

宋理宗与理学

宋理宗尊崇理学,凭借皇权把理学确立为统治思想.前人对理宗尊崇理学的历史过程和影响做过一定研究,但还不够全面、细致.宋理宗理学思想产生的渊源、尊崇理学的阶段性以及理宗与理学和理学家对立统一、错综复杂的关系,值得探讨.宋理宗的理学与理学家的理学是不完全一样的,理宗对理学抱着实用主义态度,并非真践实履,同时理宗时代理学已暴露出较严重的空谈性命的弊病,预示着理学在走向顶峰之际就是走向衰落的开始.     

宋理宗与近习：兼谈公论对近习的态度

近习不仅是历史的负面角色而已,也是中国帝制运作的一环,理应正视他们,不应只是一味地批评。服侍宋理宗是当时多数近习的常态行为,干政仅是少数人,他们的权力来自理宗,受其节制。正文分为女冠吴知古和内侍陈洵益、内待董宋臣、扩大君权、公论防宦与鄙视近习等四方面来讨论。宋理宗宠幸近习,初年即有征兆,并非始于中晚期,此与史弥远专政的教训有关。理宗中晚期,虽倦怠于政治庶务,但大权并未旁落,他利用这些近习,善用御笔,加辟政治运作之路,强化统治根基。理宗虽重用近习,但同时注意到外廷反应,并未排斥辅臣,中断进对及经筵等接触外臣的信息管道。士大夫政治,固然有“为君为民”的一面,为了社稷或百姓的利益;也有“宰制统驭”的一面,为了群体或私人的利益。     

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缘由及其影响

《太上感应篇》是道教第一部劝善书,它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影响至为深远,而它的最初流行与统治者的支持密不可分。宋理宗是第一位推广《太上感应篇》的帝王,他曾赐禁钱百万刊印是书。除了出于维护政权稳定的政治诉求,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的行为是由一系列具体事件所引发的,理宗"龙潜"之岁的受教、丙戌夜火以及皇太后去世,这三件事促成宋理宗刊印《太上感应篇》,而郑清之、胡莹微、陈洵益三人在其中皆起到了不同的推动作用。随着李注《太上感应篇》的锓梓工迄,众人纷纷出资再版是书,而《太上感应篇》也升至可与儒家经典相印照的新的高度。自此以后,《太上感应篇》直成为中国古代社会最为流行的道教经典之一。     

宋代理学家建构儒家信仰体系的得失

主持人的话(张金岭):宋代理学研究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关于宋代理学的内涵、价值、意义及其是非功过皆可做大文章。在当今"国学热"的情势下,我们加强对宋代理学的研究是自然之事。正如西哲克罗齐所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们对宋代理学的当代研究和考量,都是源自关于中国文化自身命运的深层思考,探寻其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以及发扬光大的可能性,也即何者当存?何者当废?何者又要发扬光大?何者需要加以扬弃?而今全球化的潮流大浪淘沙,民族性的东西能否经受住外来文化的冲击,在树欲静而风不止的世界格局中守住自我的根基并"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地更新发展,是中国人需要破解的根本课题,也是关涉中华民族文化存在价值的大问题。在此思考中,重估宋代理学就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其实,今天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习惯,都与宋代理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宋代理学的许多东西已经内化为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集体潜意识,可谓"百姓日用而不知",学术界、思想界不可不深思之,时常检讨之。这里刊出的四篇论文就是围绕宋代理学的历史地位和当代价值以及传统的现代转型进行的深入讨论。因此,站在中国现代化的立场上,抱着返本开新的态度,对宋代理学价值进行重估,是有意义的。固然,我们并不奢望解决所有问题,而是从不同角度发表自己的研究心得,期望以此促进宋代理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