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高于公正”论要

“和谐高于公正”的命题,意指一种层级考量而非价值判断。从人类实践与经验逻辑角度讲,和谐以公正为前提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人的情感而非理性。和谐的三种形态涉及人际、身心与天人关系,分属社会、个体与生态环境三大领域。实现三种和谐的可能性所涉指的某些核心观念,汇成“中国宗教性道德”的理论根基和主要组成部分。和谐是人类社会与世界之未来所追求的终极目标。由此观之,“中国宗教性道德”作为助推和谐的重要动因或驱力,可视作范导原理,有助于适当建构“现代社会性道德”。在特定情境与社会背景下,上述命题的论说也可用来深化“中用”（中学为用）、影响“西体”（西学为体）。     

撒拉族"羊背子"习俗透视

介绍撒拉族"羊背子"习俗的由来及其使用情况,分析它在制作与使用时的特点,以显示其中隐含的民族性与宗教性,并分析"羊背子"习俗的社会功能,探讨突厥文化与伊斯兰文化在"羊背子"习俗中体现的文化整合现象,以及"羊背子"习俗在撒拉族中的现实意义.     

礼与古典儒家的无神论宗教思想

古典儒学既是无神论的,又具有深刻的宗教性,两方面同时兼而有之。这是一种没有上帝的宗教,是一种肯定人类自身经验积累的宗教。儒学推崇这样的方式：人的成长和伸延既为意义总体,即我下面所称的“协同创造”(co—creativity)过程所塑就,同时又作用于这个意义总体。在古代典籍中,     

祛魅时代的超越之维——论西美尔生命哲学宗教观及其当代启示

西美尔立足于生命哲学的视镜,对祛魅时代现代人的宗教性(超验性)生活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审视,对如何重建现代人的精神信仰世界提出了深刻的洞见。这些洞见对我国当今社会思想道德文化建设路径的选择——从外在超验性对象的追崇到内在生命品性诉求的转向,以实现个体自由与社会共契的合致,具有积极的启示作用。     

由“天”之意涵论儒家思想的宗教性

在先民的思想世界中,“天”兼具自然性与宗教性,但是在周以后,随着人文精神的觉醒,“天”的这两种性质逐渐分离开来,一方面是其自然性凸现出来而与人相分离;但更重要的是“天”的宗教性的意涵转化成为人的道德的根源,因而具有了本体论的意味,但它与人的终极关怀和功夫修养仍然紧密联系。因此,通过与西方理性主义思想传统的比较,我们可以发现儒学同时具有宗教性与哲学性的特质。     

试论古埃及文字和艺术的宗教性

埃及社会的基础是在古风时期建立起来。到了古王国（第三到第六个王朝）,埃及成为一个组织严密、中央集权的神权国家。艺术、建筑、文学、医药和诸如石匠工艺和金属工艺等许多领域都有了巨大的进步。宗教是古埃及生活必不可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渗透在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宗教在国家事务中是以国王作为神和人之间的唯一联系方式运行的,法老是人间的神,是神、人沟通的唯一桥梁,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利。宗教崇拜也意味着崇拜法老本人。埃及政权和宗教的二合一控制了埃及社会的方方面面。     

杜维明对儒学宗教性问题的方法论批判

杜维明对贯彻新儒学三期的儒学宗教性问题进行反思,指出以西方话语为背景展开的新儒学研究等于是将儒学客体化,而儒学的真实问题以及精神特性就在这种主客二分的思维中消隐了。杜维明放弃了从终极存在的角度追问儒学宗教性的思路,回归人自身,从儒学中寻找人对于终极存在的体验,提出儒学独特的认知方式--“体知”。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儒学的宗教性在于对终极存在的肯认与追求。     

明末到民国时期康区宗教性集会与集市之关系考察——以甘孜镇为例

宗教性集会是藏传佛教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既有宗教和文化娱乐的功能,还具有经济功能--为剩余产品的交换提供时空条件.这样,借助宗教性集会形成藏区集市.文章以甘孜镇宗教性集会、集市为例,简要探讨明末到民国时期这一时间段内,康区宗教性集会与集市的关系及其特点.     

论法律的宗教性——兼解读伯尔曼的《法律与宗教》

我国法律权威缺失的现状，促使一些学者从文化层面寻求良方。其中有人认为宗教信仰传统的缺乏是一个重要原因。他们频繁地引用伯尔曼关于法律与宗教关系的论断。但他们忽略了伯尔曼法律宗教思想的精髓——法律的宗教性的更深层涵义。探讨法律的宗教性实际上就是探讨法律如何才具有权威、如何被人信仰和尊崇的问题。     

浅谈叶舟诗歌的审美特征

叶舟作为近年来活跃于诗坛的西部诗人,他的诗作所呈现的独特的风格特色被许多批评家所提及,本文试图以叶舟诗歌的创作文本,从宗教性、民俗性、地域性、现代性和语言的速度感等方面分析其诗歌创作的审美特征,以期对其诗歌做一个宏观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