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品中正制度再评价

九品中正制作为中国古代人才选拔制度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察举制过渡到科举制的一个必经环节。它的发展演变来自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是为纠正察举制主观性太强的弊端而日益客观化的结果 ,另一方面 ,也是与当时各级官学和开馆授徒的私学全面衰落 ,而士族家学却一枝独秀状况相适应的。九品中正制在特定时期是起到了选拔优秀人才的作用的。     

语用原则视域下的情态隐喻及其客观化取向

韩礼德的情态隐喻有一种主观命题客观化的交际取向,它表达了一种说"肯定"即"主观"时实际上意味着"客观"即"不肯定的"含义.Zipf的省力原则为霍恩的Q原则提供了理论依据,加上莱文森的数量原则的充实,使得我们有可能从语用的角度来阐释交际中情态隐喻"说是而非"的客观化现象及其原因.     

论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

在语言问题、客观性问题和分界问题上,逻辑实证主义都是陷入困境的,从而其基于事实与价值的两分而将价值问题排除在理性探讨的范围之外的论断是无法被充分辩护的。否定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将从根本上否定我们对于正当性追问的意义,并剥夺我们对自己置身于中的社会秩序与政治法律制度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资格。而"价值客观化"的努力者则在其所理解的"科学确定性"的意义上来把握价值问题,导致对确定性的迷信。在价值领域内,理性具有参与的能力及作用。对于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其所必需的理性无法达成对于世界与生活的最终理解和绝对把握,然而却能完成在具体历史情景中的使命。从而,对待价值问题的合适态度应当是一种恰当的"道德实在论",它首先承认价值领域内的智识可能性,但并不因此而承诺某种确定无疑的道德体系或价值集合。     

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文化生命"内核

"文化生命"是牟宗三历史哲学的核心范畴,他以此来透视中国历史并构建起自已的历史哲学原理.历史与文化的融通构成其独特的"理解模式";科学民主及制度客观化的新价值观使其历史哲学多少具有世界史的现代意义.既保持儒家的德性价值,又试图与世界史接轨,成为其历史哲学的最大特征.他极力强调作为中国文化生命特征的"综和的尽理精神"未尝不可开出西方那种"分解的尽理精神".他的历史哲学是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深刻反省及吸取王夫之、黑格尔历史理念的独特产物,旨在建构一个摄智归仁,仁以统智,德性智性具足的体系.其所谓"客观化"的全部目的在通过历史指出一条人类之"常道".     

行政赔偿归责原则之完善——以对民事赔偿归责原则的借鉴为视角

行政赔偿问题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它直接关系到行政机关的信誉和公民的切身利益。修改前的《国家赔偿法》规定行政赔偿采用违法归责原则,但是违法归责原则的不足影响了公平正义的实现。修改后的《国家赔偿法》虽然在总则中取消了违法性的要求,但仍存在不足之处。行政赔偿制度可以借鉴民事赔偿的归责原则,以过错原则作为违法归责原则的补充,从而更好地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救济损害,维护社会正义。     

试论凌叔华小说的叙事模式

到目前为止 ,学术界对凌叔华的研究尚不够深入 ,研究者多关注凌叔华小说创作的女性题材、女性形象等。至于凌叔华小说创作中独特的叙事技巧和叙事模式及形成原因 ,至今尚无人写专文进行讨论 ,文章从这个方面做些粗浅的尝试     

孔子法思想刍议

从国家制度上讲,礼是权力与权力之间正式规范,只对官员有约束力,官员通过身教来引导民间的人伦关系秩序;刑才是对民间的强制性规范.礼对官员的制约是主要的,刑对民众的强制是其次的.孔子并没有主张权力介入民间伦理的极权主义思想,相反主张为民众留下"宽"的自主空间.但礼制对官员的制约力在实践中流于主观化,因而礼会形同虚设,权力关系必然陷于紊乱,导致政治乱局.孔子讲的"无讼",是治理的结果,而不是治理的手段或工具;不是要人不打官司,而是希望社会少产生一些冲突.一个客观化运作的礼制(权力关系规范)是法律灵验运作的前提.做为"良官宗教"的孔学,其现代转型不仅必要而且可能,而首要的工作是正本清源,还孔学以本来面目.     

《徽商》:面对历史叙事

本文指出：《徽商》是第一部正面描写徽商的长篇小说,它通过对清末徽商潘浩璋一家三代人创立家业的兴衰史的描写,表现了徽商坚强的生存意志和强健的人格力量,以及他们身上体现出来的徽文化精神。在此前提下,论文深入论述了《徽商》的题旨、潘浩璋形象和三个出色的女性形象、叙事艺术的三个特点。     

自由心证的"自由"与"不自由"——民事诉讼自由心证原则解读

自由心证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采纳的证据规则,本文在对自由心证原则进行基本概念分析的基础上,讨论了法官自由心证的范围以及在心证客观化趋势下对自由心证的种种限制,并对在我国民事诉讼领域确立自由心证制度进行了分析。     

异化、合理化与客观化--论经典社会学理论对现代性的批判

反思现代社会是经典社会学理论得以形成的前提.马克思、韦伯和西美尔等经典社会学家都从各自的理论系统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了现代性批判.马克思围绕异化展开了人本主义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韦伯立足于合理化两种逻辑给出了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时代诊断;西美尔批评资本主义文化的客观化趋势,把资本主义困境归结为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之间的悖论.马克思切中了资本主义现代性之根基,为韦伯和西美尔的现代性诊断提供了宽广的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