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产权结构变迁视域下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

农地产权结构是搭建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与宪法秩序有效链接的重要桥梁.从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的视角看,我国传统土地增值收益的国有化机制实际在很大程度上符合1982年宪法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地租国有原则及地利共享秩序.然而,由于宪法土地条款一开始就被注入了地利分配具有倾向性的思想基因,长此以往便忽视了农民作为整体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另一半宪法秩序".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国家进行了"同地同权"、赋权于"民"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其实质是宪法秩序的延续而非替代,我国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主要机制仍是征地补偿制度.要实现我国土地增值收益的公平分享,必须回到社会主义"国家—集体"一元论的完整地利共享秩序中来,并遵循实质平等的要求,通过以"人的城镇化"为目标对区片综合地价进行限定、采取倾向于农村及农业发展的"土地财政"政策、打破城乡户籍二元制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等方案,推动农民全过程参与、共享土地利益.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再探讨

长期以来 ,史学界忽视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时 ,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 ,极个别学者虽然引起了注意 ,但错误地把它混同于当时制定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 ,我们认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的存在是不容置疑的 ,1 931年 2月前 ,由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远东局共同起草 ,由于苏维埃政权当时还局限于中国的局部地区 ,故未提交“一苏大”讨论     

宪法:民主之法——论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民主是宪法学的研究对象 ,宪法产生发展的历史、宪法的内容及宪法发展目标揭示了宪法学这一本质特征。从历史发展过程来看 ,宪法含义经历了从规定政权组织结构到规定公民权利 ,从规定公民权利到保障宪法中公民权利实现的变化 ;从现实世界范围内各国宪法内容考察 ,它们在形式上都承认主权属于人民 ,确认了一系列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 ;从人类发展趋势来看 ,民主是人类社会不懈的追求 ,由于需求的无限性 ,人类对民主的追求也没有止境。据此 ,宪法学研究范围具体应包括 :宪法基本理论、宪法制度、国家、公民及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论美国宪法政治形成发展的基础

美国宪法政治形成和发展的原因 ,在于有英国立宪政治的深厚文化与思想做基础 ,在于社会各群体有在法治状态下生活的习惯和传统。济济的法律人才在国家政治制度的设计上起了主导作用 ;社会经济制度为美国的宪法政治确立与发展奠定了坚固的基础 ;国家不豢养和保存大规模的常备军 ,人民的代议机关能牢牢控制国家武装力量 ,尤其能控制国家武装力量的经济命脉。另外 ,北美独立运动不是一场专制王权与民主力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 ,而是一场殖民地力量壮大以后争取分离的运动     

论宪法的程序价值及其实现

宪法程序价值与宪法规范的特点密切相联 ,并反映宪法内在价值的主体在实施宪法程序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满足主体需要的特性 ,主要表现为程序的理性、正义与尊严、秩序与自由以及效率与公正等价值。宪法程序价值实现是一个层次性的主动实施宪法程序规范的过程     

关于公民宪法诉权的几点思考

公民的基本权利需要法律的保护。论述了公民享有宪法诉权的理论依据,公民享有宪法诉权的实践意义,并通过对我国公民宪法诉权的适用范围和当前行使宪法诉权的障碍分析,提出了保障公民行使宪法诉权进而实现基本权利维护的几点建议。     

论我国现行宪法的功能定位

按照宪政的要求,宪法应具有对人权的保障功能、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功能、对民主政治的促进功能、对法治的推进功能、对经济发展的导向功能。我国1982年《宪法》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但它在功能定位上存在一些不合理之处。经过4次修正,其功能定位朝着合理性方向发展,有些功能的定位得到了改进,但有些功能的定位还需进一步完善。     

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加强宪法教育

党中央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英明决策,需要具体的方案和手段予以实施。从国家和社会的整合意义看,宪法的功能就是为公民树立核心价值观体系,因此,宪法教育之于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显著的价值和功能。宪法教育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在中国公民心中扎根、为重建以社会主义荣辱观为基本内涵的社会信仰、为培养一代具有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合格公民以及为人们发扬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进行激励等方面发挥重大作用。故,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应当加强宪法教育。     

宪法全面修改与部分修改的比较

宪法修改可分为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两种主要方式.全面修改和部分修改除了形式上的差别外,二者还存在认识论、修改评价等方面的重大区别.     

宪法与人权保护刍议--兼评第四次宪法修正案中的人权保护一般条款

我国1982年宪法对公民的基本权利作出了规定,但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权保护体系不完整,缺少人权保护一般条款和人权受侵害时的宪法救济手段.2004年的宪法修正案虽规定了人权保护的一般条款,但并没有规定人权受侵害时的救济手段.在论述我国的人权保护体系基础上,提出了完善我国人权保护体系的立法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