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大字典》书证疏误举例

《汉语大字典》在义项的书证方面存在一些疏误,内容涉及书证欠妥、书证有误、引文失误、一例两用等问题。     

《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

《论语义疏》产生的原因与背景,既关乎六朝经学、学术的诸多情况,又与该时期的思想文化状况,以及梁代的文教政策等密切相联。对之加以探讨,兼具学术史、思想史等多方面价值。     

教会防范教案:甲午战后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考

以往的晚清中外关系研究往往强调了甲午战后民教冲突的一面,而从未提到过传教士迫切希望减少这种冲突并为此作的努力。虽然清廷两派在基督教问题上的分歧导致1895年新教传教士集体上疏清廷的成效甚微,但清廷高层的改良派官员与李提摩太等传教士的交往和了解成为基层民教冲突影响高层政治决策的中间环节,预示了日后清廷修正基督教政策的可能性。     

王安石《礼记》学探论

郑玄、孔颖达秉承注不破经、疏不破注的原则,有时表现出迷信经书的特点,把经书的一些理想化记载当做事实看待。王安石则对这些理想化的记载进行重新审视和拷问,并提出自己的新见。王安石在驳斥郑注孔疏并阐述己见时,根据对字的训释及其它文献的记载,并讲求义理的推求,力图用自己的主观判断来把握圣人的言外大意。王安石在训释《礼记》时使用了"先王"一词,并明显地体现出他有尊崇周公和周礼的倾向。     

试析《谏太宗十思疏》的现实意义

《谏太宗十思疏》是唐太宗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魏征写给唐太宗李世民的一篇著名奏疏。他指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君王必须积聚德义,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厉行十思。在我看来,魏征所提出的通过“积德义”实现长治久安的纲领性意见,所强调的“居安思危”、“戒奢以俭” 的安国良策,以及通过“十思” 自戒和选贤任能的干部政策,从而达到“垂拱而治” 战略构想,对今天我们党领导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下文将紧扣“十思”,从六个方面试作简论。     

北朝熊安生的礼记学及其经学史意义（上）

熊安生是继王肃之后,在南北朝时期的礼学传承和《礼记》疏解方面产生重要影响的经学家,身居北朝,与南朝的皇侃以“三礼学”并鸣。唐孔颖达的《礼记正义》对熊安生《礼记义疏》的文句有相当程度的选取和保留,并有所评判。熊安生对《礼记》的解说和诠释,既显现出对郑玄学说的继承与发展,又呈现出相应的时代特色,而且很多内容成为孔颖达《礼记正义》不能不加的引述和必要的参考依据。那么,诸如沿袭郑注而有所引申、提出不同于郑义的解说、称引纬书及其郑玄注以为己说、称引其他经书与典籍以解义等方面,就成为熊安生礼记学的突出特点。另外从孔颖达《礼记正义》当中大量的评议以及后世学者的关注和评价,也可以看到熊安生礼记学的经学史价值所在。     

平政院评事、肃政史选任及履历考论

平政院、肃政厅官员的选任问题,在现有研究中尚未进行详尽的探讨。在实践中,评事和肃政史的密荐,并非严格按照《平政院编制令》执行。早期评事的甄选主要考察其教育背景和司法职经历,以确保其专业性;对于肃政史,则看重其出身和声望。平政院后期地位下降,评事中人才流失,专业性大不如前,对案件的审理产生了消极的影响。密荐制度导致平政院官员中因人脉而形成地缘群体,评事、肃政史与保荐人之间的人际关系网络,既可能影响到肃政厅的公正严明,也可能影响到平政院在行政审判的中立性。而密荐制度的弊端,归根结底是因为制度设计者对平政院的性质和功能在认识上的偏差。     

试论宋代枢密都承旨的渊源、职能与人选

宋代的枢密都承旨渊源于晚唐时负责承接、传递章奏的枢密承旨。太平兴国七年(982)初设都承旨,仍然保留上殿奏事以及对军务文书的通进职能。因枢密院机构性质的次第转变以及宋代文武分途治国理念的制约,都承旨的人选经历了武资官、吏人、文资官的变化。神宗朝出现文官任正职、武官任副职的格局,但宋神宗多用武官。哲宗朝重归于文官。绍兴元年(1131)将"都承旨一员,并差两制"确立为祖宗故事。宋孝宗起用武官,后受到文官集体抵制而放弃。文武纠葛的背后既有"亲疏"与"能庸"的交织,又有皇帝与文官集体的权力博弈,共同呈现出宋代中枢政治的复杂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