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之际的"诗史"观念与"崇雅"风尚探讨

宋元之际"诗史"与"崇雅"是两个重要的、也是其时普遍流行的对诗学观念进行的考察。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诗史"观是遗民的观念,更确切地说,是遗民思想的体现;同时随着元政权的逐步建立和稳定,"崇雅"的观念为越来越多的士人接受,而到延祐开科取士,"崇雅"就成为一时风气了。本文希望揭示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这些诗学观念所呈现出的特定理论内涵,更重要的是,揭示理论内涵背后蕴含的社会、历史、文化因素。     

"白俗"论之两宋流变及其深层原因

苏轼提出的"白俗"论尽管可以有多种理解,但就此一评语一旦脱离其原始语境而在接受史上发生影响论,则白居易便成了其批评的直接承担者,而"俗"也成了白诗特点的明确标志.从魏泰的"局于浅切"、"言尽意尽,更无余味".到张戒的"只知道得人心中事,而不知道尽则又浅露",再到严羽的"学诗先除五俗",可以看出"白俗"论在两宋流变并不断深入的大致情形.当然,宋人对白诗有批评,也有褒扬,但无论褒者贬者,一涉及到"俗",意见便一致起来,避之惟恐不及.究其原因,固然与中唐以来对白诗各种批评的影响相关,但从接受学角度看,接受者之所以接受此一观点而不是其他观点.实在与接受者所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去俗崇雅的美学追求有着更为紧密的关联.     

“崇雅黜俗”:北宋东京士人交游圈的审美风尚——以苏轼为中心

东京作为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士人以艺术为媒介进行交游的文化空间。通过日常的交游和雅集活动,苏轼、范镇、王诜、黄庭坚等不同身份、家世背景的人在东京不同方位的住宅、庭园、寺观等文化空间里经常饮酒、诗画酬唱、相互品评,形成一个相对松散和稳固的交游圈,实现彼此的身份和文化认同,表现出"崇雅黜俗"的审美趣味,共同营造富有时空特色的社会文化氛围。这种审美区隔传达了当时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自我身份认同以及强烈的责任感,也与儒、道、禅思想的渗透有关,对其后的文人艺术产生了深远影响。     

也论《花间集序》的主旨——兼与贺中复、彭国忠先生商榷

欧阳炯《花间集序》不反宫体 ,更不反艳情 ,也没有提出“清”、“清绝”的审美标准。《花间集序》的主旨是提倡“雅词” ,崇雅黜俗。针对民间曲子词质木无文之俗 ,欧阳炯提出了“诗客曲子词”的概念 ,以文雅的诗客曲子词取代鄙俗的民间曲子词 ,以供文人宴集娱乐之用。     

《文选》诏令文与萧统之“崇雅”

《文选》所选诏令文皆是当时文学批评界有公论的作品。但于诏、册,受制于其功能、应用场合、创作事实,及为后世立训垂范的主观意图,萧统所重的是汉魏那些典雅的篇章;于令、教、文,所选又皆南朝骈丽之文。这表明,在《文选序》中,萧统虽然特别强调文辞的美丽,但在具体选文时,则藻丽与典雅并重。忽视其重典雅的选文标准,便不能解释《文选》某些文体只重汉魏文章的事实。     

宋代诗话中的雅俗论

雅俗论在宋代诗话批评中首次得到充分地展开 ,其内容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层面 :一、高标去俗崇雅 ,将其视为诗作审美的普遍美学原则 ;二、辨分雅俗之别 ,执着于从不同角度对两者本质内涵及其特征展开论评和界定 ;三、倡导以俗为雅 ,探析从内在接通雅俗的必要性及其所内蕴的艺术审美机制。这深刻地影响了有宋以来的诗歌实践及其理论批评     

浅析宋词崇雅的原因

宋词崇雅的原因很复杂。从词的创作实践看,词人们一直朝趋雅的方向发展;从审美情趣看,士大夫文人对"不俗"的追求推动了词学的崇雅;从道德层面看,士大夫文人阶层的道德涵养也推动了词的雅化;从音乐层面看,推崇雅乐正声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词乐风格也日益趋雅。     

崇雅词学观的不同审美取向——兼论浙西、常州二词派对宋季遗民词的接受

清代浙西词派和常州词派论词都崇雅,本文以浙西、常州二词派词学选本中的宋季遗民词为中心,考察了宋季遗民词在清代的接受情况,通过分析,得出其崇雅的词学观各不相同,浙西词派的崇雅观重视词体的艺术形式、修辞特征,常州词派则重词选题立意的风雅、雅正,故而雅中有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