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的失踪者”：穆木天——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左翼文学论（三）

穆木天思想和创作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其核心体现了与“边缘文化”相联系的左翼文学的精神特征，与30年代左翼文学的灵魂——鲁迅有着一致的精神趋向。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文学体现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锋性”，在这个问题上，穆木天的文艺思想既有重要的价值，又存在着局限性，这种局限是与他的“日本体验”内在相关的。     

"俄苏体验"与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中国作家的“俄苏体验”作为现代革命文艺思想的一个重要源头,丰富了左翼文艺界的革命想象、异域感受;反衬了民众的生存境遇;影响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促使1928年中国文坛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创作与理论建设。这就有效地促进了中国左翼文学的发生。     

郁达夫与鲁迅在上海的共事与合作

痛击"新月"派的挑战,创办<奔流>杂志,探讨无产阶级文艺理论的实质和内涵,团结"左翼"作家结成统一战线,争民主、争自由、抗日救国,是郁达夫和鲁迅携手的目的,同时也是他们在上海时期的主要生活内容.     

早期左翼文学批评的苏俄资源与价值形构——以1932年丁玲及《水》的评论为例

1931年,丁玲在开始主编“左联”机关刊物《北斗》前夕完成短篇小说《水》的创作。《水》在发表后引起了冯雪峰、钱杏邨、茅盾等左翼文学批评家的关注,并在1933年丁玲失踪事件后演变为左翼文学评论的一个小高潮。对丁玲及《水》的评论为左翼作家主体与文学文本的阐释打开了空间,成为早期左翼文学文本经典化的一次有效尝试。这一时期左翼文学批评强调对苏俄理论资源的“挪用”,进而确立起左翼文学的经典性与权威性,“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在《水》的文本批评实践中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同时,这一创作方法存在的问题也为中国左翼文学自身独特性反思提供了可能性。重新梳理这一时期关于《水》评论的发生与影响,既是对早期左翼文学批评实践的考察,也是审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独立性价值的有效视角。     

民国商业出版与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兼以1930年代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例

将1930年代左翼文学潮流的兴起置于＂民国＂这一社会历史的政治经济研究框架中,可以看到其与民国时期商业出版的经济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从此视角出发并结合相关史料,兼以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转变为实例,探寻在与出版业广泛互动的条件下,一度风行文坛进而成为声势浩大＂主潮＂的左翼文学潮流的生成机制。     

新中国农业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廖鲁言

正廖鲁言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新中国农业战线的卓越领导人。廖鲁言于1913年11月出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一个店员家庭,自幼聪颖好学,少年时代起便追求进步。上初中一年级正逢"五卅"运动,他和有爱国思想的同学走上街头讲演、募捐、游行、示威,抗议帝国主义的暴行。上高中时,他通过结识共产党人,阅读了大量进步书刊,并因为组织进步社团、参加反对国民党校长的护校运动而被校方开除。1930年,廖鲁言考取北平军医专门学校,第二年在那里参加了左翼作家联盟。1932年年初,年仅18岁的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且很快担任党的     

重新认识斯坦贝克——对左翼作家、自然主义作家等问题再思考

美国作家约翰·斯坦贝克因在20世纪30年代出版了三部反映农业工人悲惨生活的小说而被当时的许多评论家简单地冠以"左翼作家"、"自然主义作家"之称号,但从斯坦贝克的各种传记和他本人生平留下的大量日记和信件等各种资料可见,斯坦贝克的作品绝非一种单一的评价所能囊括,这种单一的评价,不仅不完全符合斯坦贝克本人的真实面貌,同时也遮蔽了他作品的丰富性和深刻性。     

“左翼十年”与“红色三十年代”——论中美左翼文学的异质性

20世纪30年代由苏联掀起的国际左翼文学思潮席卷了英、法、德、日、美、中等国。围绕着"什么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核心问题,各国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相互之间也有所借鉴。然而基于不同的社会状况、文化情境,这种交流和对话势必带有某种想象与误读的成分。中美左翼文学之间的差异就十分明显,从兴起缘由到艺术观念都包含着大量的异质性因素,呈现出世界左翼文学难能可贵的多样性。     

从胡风现象反思中国现代文化精英的历史悲剧

胡风问题是中国新文学史上乃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文化现象,是现代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历史悲剧。对胡风现象的历史反思仍徘徊不前。导致胡风悲剧命运的"主观战斗精神"是胡风的现代文化性格和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包含世界观、人生态度、文学创作方法三个层次的意义,主要是当时历史背景下左翼内部文化思想斗争的产物。在新文学的历史任务、接受世界先进文化、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等问题上,胡风文艺思想与左翼主导思想存在一系列分歧,自身也有明显的局限性。他的主要缺点和错误,不是右倾而是左倾。从传统文化心理的自我束缚中解放出来,疗救"精神奴役的创伤",锻炼独立、健全和理想的人格,是胡风现象给后人的最深刻的启示。     

1930年代上海左翼大剧场公演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问题

1930年代的上海左翼戏剧运动,与新兴的电影工业之间有密切的互动关系。电影工业一方面是左翼剧运需面对的一种强大的收编性力量,另一方面又在明星制度与市场运作方式上给它提供了启发,使其实现了繁荣的大剧场公演与初步的职业化。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左翼剧运由漂浮于社会结构之上的激进的"梅耶荷德倾向",逐渐移动到社会结构内部;演员经由对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学习,也自觉地深入到角色内部,追求"灵魂的化装",磨砺了演剧艺术。但左翼剧运还由此形成了一个闭合结构,剧坛纷争此起彼伏。